人生变形

作者：大帅去伐柴

来源：伐柴商心事（ID：Fachai_story） 

1995年，25岁的李泓荔进入湖南卫视，开始做一些城市文化相关的节目。这一做，就是十年。同一类型的工作做久了，也会有七年之痒，她开始想着突破和变化。

2005年，湖南卫视派李泓荔到英国进修。当她躺在旅馆看电视的时候，一档真人秀节目引起了她的注意。节目组挑选了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让他们的主妇互换，体验彼此的生活。这档节目的名字叫《WifeSwap》（换妻）。在李泓荔看到的那一期里，一个清洁女工和一个模特互换人生。不同阶层、不同的三观在节目里激烈碰撞，话题不断被制造。这与李泓荔两年前“阶层互换”的想法不谋而合[1]。

2006年9月，李泓荔把她的想法付诸实施，取名《变形计》。首期《网变》播出了网瘾少年和青海农村孩子的互换，引发了全社会的积极讨论。中宣部、公安部都专门打来表扬电话，湖南广电专门为此颁发2006年一号宣传嘉奖令，节目一时风光无限。

如今，这档已经有15季漫长生命的节目，在娱乐化的大潮下，也在慢慢变形。节目被爆出真人秀综艺一般的套路，剧情提前设定，工作人员教唆孩子作假，煽动孩子们的情绪，人为制造精神、物质落差等等。在观众或拍桌痛骂或感动落泪时，不少参与的城市孩子因此成名出道、涨粉开网店，而农村的孩子则重归故土，留下经历过繁华后内心巨大的空洞。

节目始终是节目，从开始立意的时候就是针对城市观众，把边远的农村设定成净化人心的世外桃源，把问题少年的堕落归结为不懂生活的艰辛。通过两个世界孩子互换身份来制造话题，赢得关注。当然，节目组也曾希望通过环境差异来激发孩子自身的正能量，改变自己。殊不知，慢慢凝固的阶层，已经很难变形。

一

《变形计》开播的三年后，另一位导演郑琼选择了三个不同阶层的孩子，用6年的时间记录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变化，片子取名《出.路》[2]。虽然与著名的人生纪录片《56up》耗时56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在中国，这短短的6年，仿佛能看到人的一生。

2009年，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二年级的学生马百娟，在沿黄土山体盘绕的羊肠小道上快乐地唱着山歌。这一年，她12岁。

学校建在群山中的台地上，离家十几里，只有两个老师，五个学生，马百娟是他们当中最大的一个孩子。马百娟念着课文：“过去我的家乡，农民叔叔爷爷套着毛驴车去集市赶集，现在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人来人往……足球场外楼房林立，鳞次栉比……”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3]马百娟60岁的父亲一直这么认为，女孩子就该照顾家里，最终找个婆家嫁出去。于是，12岁的马百娟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力，挑水、砍柴、做饭、喂猪、收谷子。

在这个一年开销不超过50块钱的家里，马百娟的早饭就是白水泡饼，日复一日。日子虽然艰辛，但她自己并不觉得，仍然爱唱爱笑。她最幸福的时候，就是用3块2毛钱买到了铅笔芯和大作业本，在山头上写着对未来的憧憬：“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马百娟梦里的北京高校，却被袁晗寒轻而易举的放弃了。2009年，17岁的少女袁晗寒从中央美院附中退学了。她从小上的是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她喜欢画画，就上了最好的美院附中，但她自己并没觉得有多好。

在美院附中留级了一年后，袁晗寒还是有几门课不及格。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袁晗寒的妈妈在办完所有手续之后，才给袁晗寒打了一电话通知她：“卷铺盖回家吧，我给你退学了。”袁晗寒一听，着急了：“我宿舍那刚买的小被子还没睡两天呢，这下亏大了！”袁晗寒的爸爸，从事地产行业；她的妈妈，是《半边天》栏目的导演。正是因为妈妈找到郑琼，希望记录自己的女儿，才有了《出.路》这部片子。

虽然在家看书、看电影、作画，但她还是觉得无聊。她不怕没事做，但害怕一直没事做。她在南锣鼓巷溜达的时候，看上了一间屋子，于是问妈妈要了2万块钱租下来，打算开一间酒吧。

她穿着长裙，自己刷墙，自己装修，最终这个小小酒吧开业了。关于酒吧经营的事，她说：“上学也要花钱，就当交学费了。”

夹在马百娟和袁晗寒之间的，是湖北咸宁的高三复读生徐佳。父亲去世前，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文化，打工会受委屈，临终前交代老婆：“爬也要供孩子上学”。2009年，是徐佳复读的第三年，他想给父亲一个交代。

每天早上5点，徐佳从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醒来，蹲在地上洗完脸，和弟弟一起骑车去上学。虽然他经常告诉自己考不上大学也有无限可能，但却逃不过心底必须考上的压力。他害怕失败，谈到考试就会眼神闪烁，额头冒汗，手发抖，说话结巴，“完全做不了题目”。中午在工棚吃饭，在工地上看建筑垃圾的亲戚劝他，别紧张，尽力就行。徐佳不吭声，闷头往塑料碗里扒饭。

6月初，他再一次走进高考考场，走进他的未来。

二

2012年，马百娟一家搬到了大哥打工的宁夏中卫，有水、有电，也能吃饱饭。但是她再也不是那个乐观爱笑的马百娟了。

第一眼见到她，导演差点没有认出来，青春期的马百娟，变化很大。在水车小学，她总是躲在角落，老师说她：“跟学生交流起来有些困难”。爸爸说：“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书少念点，够用就行了”。哥哥于是来到学校，给她办退学，老师说她学习努力，也一直按时交作业。哥哥很坚决，说：“她纯粹不想念了”。

马百娟就这样辍学了。她上街找工作，却处处碰壁。一间酒店招服务员，月薪1000，马百娟的眼睛闪亮起来，这是她三年前的梦想。但当大堂经理问她：“现在年龄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了？”时，她又黯淡下来，尴尬地笑着逃开。

爸爸的想法是：“女娃娃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有了工作，干也干不成，就拉倒吧”。后来的日子，马百娟经常一个人坐在桥上发呆，不时地摇着头。

袁晗寒的酒吧开了三个月就倒闭了。想想还是读书吧，于是她申请了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硕士学位。

在德国的日子，她的最大敌人还是无聊，在欧洲街头漫无目的的游走，在歌德的雕像旁喃喃自语，抠指甲，或者在住处自己做烟卷。“我觉得我受不了在画室了，在这我就不舒服，胃疼”，于是经常她一个人在草地上溜兔子。

学习对袁晗寒来说始终都不是一个必选项，她说自己对工作没有任何概念。也许，家庭和学校从未告诉她学习和工作有什么必然联系。

徐佳考完最后一科出来，淋着雨走回了家。他没有撕书，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喝酒唱歌、通宵打游戏。两天后，他坐上南下的列车，打工去了。

好在，这一次徐佳终于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学，实现了父亲的愿望。2012年，徐佳大三。大家都在讨论未来，哪个公司的薪水可以高500，哪里的住宿条件好，还有就是富士康又有人跳楼了。可是回过头来，大家发现，原来还是学校强奸了自己。

徐佳申请到了一家保险公司接线员，实习的时候，往往第一句话说到一半对方就挂掉了电话。每天部门都要组织这些年轻人站在一起喊口号，“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加油加油！”可是徐佳还是没能留下来。

在汹涌的人才市场，一次次的自我介绍，同样的话不停重复。他新买的西装皮鞋根本没有人关注。他觉得自己要找不到工作了，却一直在尝试。

还好，一家电力公司要了徐佳。他并没有高兴，“就一下子落空的感觉，把自己卖了的感觉”。

三

2014年，马百娟的爸爸说：“女娃娃要靠着女婿，就是这么个出路”。说完，他问导演要2万块钱，否则就别纠缠了。马百娟蹲在旁边发呆，不说话。

6月，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她的表哥。她在村子里，和别家媳妇站在村口晒着太阳，讨论着丈夫、娃娃、尿布，比较着谁的肚子比较大。

导演以后再打电话，马百娟就不接了。

2015年，袁晗寒德国毕业回国，她先去了上海一家美术馆实习，“如果一直待在北京是挺无聊的”。但在上海，同事们在聊天的时候，她明显心不在焉。

实习完，她又回到北京，注册了一家艺术品投资公司。

徐佳一毕业就结婚了，他想给女朋友一个交代。他一直在那个电力公司上班，努力工作。

他一步一个脚印，升职，加薪，掏钱修了老家的房子，给妈妈开了一个小卖部。他每天6点起床，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老婆从不“剁手”，每天记账，只想多存些钱。

徐佳说村里人都很羡慕他妈妈，因为他出息了，在武汉渐渐站稳了脚跟。但他始终感觉不是为自己而活：“为了家庭，为了我妈活着”。

这就是三个平行世界的人在一部纪录片里相交的故事。六年中，他们知道对方的存在，却无法体会对方的生活。“变形计”，在现实并不存在。

导演说马百娟对其他人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甚至没有办法回答任何导演试图提出的观念性的问题，“她只能陈述简单的事实。”

袁晗寒在谈对自己所获得的一切的看法时说：“如果我出生之前，我能站在天上，看到哪家好我去选择，那这叫机会。我也不能选择。”

导演也曾把袁晗寒生活的剪辑给徐佳看，他说他知道有这样的生活，也接受这样的不公平，但他的下一代会达到袁晗寒的状态。

尾声

好的纪录片，总能让你在审视别人的同时，看到自己的影子。

徐佳曾经想骑车去西藏，但打听了下至少要花4000块钱，于是打消了念头。袁晗寒听说了，跟导演说：“他完全可以一路边打工边去啊”。袁晗寒不能理解，即使是别人眼里变形成功的徐佳，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高考、工作、结婚、生子，每一段都有清晰的目标，但每一步都不能有大的失误，不能有非分之想。徐佳也没有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徐佳和马百娟是一类人。

“我没想过以后要做哪个阶层的人，只要不被饿死就行了”。袁晗寒不知道，说出来这话需要有多大的底气，她思索了一会，又补充道“而没有人会被饿死”。

郑琼说，《出.路》是一部“孤独”、“寂寞”的纪录片片，因为她所拍摄的，就是一个个兀自漂泊的孤岛。

但其实，被囿于现实的马百娟们，不甘平庸的徐佳们，还有追求精神富足的袁晗寒们在一起，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