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分享: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

作者:鲁品越

发端于世界资本的心脏华尔街的金融风暴正席卷全球。它不仅正在生成越来越大的金融黑洞而要把世界各国金融系统卷入危机,而且通过资金链、产业链、消费链,乃至社会心理链,进入实体经济领域,生成遍及全球的经济危机。那么,这场金融风暴的根源何在?不同的理论范式将产生出不同的分析结果,产生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因此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已经不是单纯的“坐而论道”,而是直接关系到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

一、新古典主义解释方案的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它的最基本的理论范式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假设,主张每个经济行为者都在有限资源约束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人们之间利益上的相互制约,最后趋于使各方利益都达到最大化的市场均衡态——“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状态。其后经济学的发展指出,这种均衡态即使能够实现,也需要一系列实现条件,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学理论,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等。这些理论本质上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深化与延伸,表现为人们在利益的理性算计中需要加上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信号传递成本等等,“理性经济人”假设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原教旨。用这种理论范式分析金融风暴,会将其产生根源归结为金融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条件的金融机构在追求其利益最大化时,把金融风险转嫁给信息劣势方,造成其所获利益与其所承担的风险不对称,即“奖罚不对称”。而对这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缺乏监管,导致金融危机最终爆发。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的贪婪与对它们的监管缺位。用海量货币填补资金缺口并加强金融监管是防止金融危机的基本对策。这是新经典主义关于金融风暴发生根源的典型见解。

从现象上看,上述理论范式及其上述对金融风暴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和适度的金融救援的确是当务之急。然而如果停留于此,就会失之肤浅: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其对策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之策。相应的金融救援即使暂时有效,也很可能为未来埋下更大风险。实际上,“监管不严”绝非偶然的疏漏,而有更深层的原因。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美国科技创新处于相对停滞期之时,美国必须依靠传统的房地产消费来满足资本扩张需要。因此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刻意放松金融管制来满足资本的流动性需要,否则经济危机将提前爆发。可以预言: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即使真的发明了某种“严格而完备”的金融监管制度,它也必将被资本逻辑的强大力量所冲破。当今世界刚刚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担心这将使它们失去市场竞争活力。

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并没有找到金融风暴的真正根源,因而无法寻找到治本之策。这并不是说这种理论范式一无是处。对于某些短期的、局部的表面的市场经济行为和表层现象,如商品价格变动等等,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的确有其近似的适用性。然而,当人们将这一理论施加于社会经济现实的深层本质与历史进程之时,必然会得到根本错误的结论。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这种理论范式的基础,是将社会的人理解为具有抽象人性的个体的“理性经济人”,脱离了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历史进程。

首先,现实的经济人只能是处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地位上来争取和实现他的利益。将每个人都平等地理解为其自有资源约束下的理性经济人,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本质是:一旦这些资源投入共同的生产经营过程,它们之间的产权界限便立刻模糊,各个资源所有者之间便不再是“平等”的交换关系,而是资本支配劳动力、大资本支配小资本等复杂的生产关系,人们所获得的利益由其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所决定,而不是由“资源约束边界”所决定。就金融风暴而论,垄断金融资本瓜分的利益并非由其直接拥有的资本量所限定,而是通过全球金融网络系统,使用金融杠杆数十倍地放大其支配的资本量,再通过纷繁复杂的金融产品生成无孔不入的金融触角,把各行各业和社会大众都卷入其中,由此形成金融关系网络,控制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迫使全体人民牺牲自身资源来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这正是美国国际集团(AIG)奖金丑闻的实质。该公司将其庞大的金融保险网络渗透到美国和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各行各业,在其因过度贪婪而濒临破产之际,美国不得不巨额注资以挽救其生存,以防止全社会陷入金融灾难。而这些巨额注资又通过美元霸权地位而由全世界分摊。然而该公司居然从这些人民的血汗钱中拿出数亿奖金来奖励这些危害全社会的高管,其理由就是要使公司摆脱困境必须吸引“最有才华”的人才。很显然,这种“利益最大化”已经远非所谓“资源约束边界”所限定,而是这些高管用全球金融网络绑架美国国民与整个国际社会而漫天索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依赖的万能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在此彻底失灵。

其次,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所能考虑的仅仅是当事人的当下的利益与成本,然而由此产生的经济行为却必将通过社会关系结构,通过资金链、产业链、消费链和生态环境链,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进行历史积累,从而影响全社会其他人——不仅影响当代人的未来,而且历史地影响世世代代。由此产生的无数人的不断延伸的利益与成本,绝对不可能纳入到“理性经济人”的理性算计之中,必然会发生利益攸关者的市场主体缺位。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济活动的利益攸关者通过市场相互制约而形成的“帕累托均衡态”,只能是一种“市场乌托邦”,因为仅仅由部分当事人利益均衡所形成的状态绝不可能是对资源的“最优配置”状态。就这次金融风暴而论,金融机构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创造的各种金融产品,连锁反应式地产生一系列破坏性结果,带来全球人民的灾难。而且其鼓励的次级贷款所直接和间接造成的美国与世界各国的过度投资,必将影响世世代代的生存环境,这些积累的连锁反应决不能用所谓当下的“外部性”与“交易成本”来解释,必须纳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结构才能得到理解。

其三,按照这种“理性经济人”假设,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的人,都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理性经济人”,因而必将逐步形成万古如斯的同一社会经济制度,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这种由人类本性所决定的社会形态。这明显违背人类历史事实。实际上,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人们必然发生不同的经济行为,由此不断建构的社会经济制度又会形成新的社会关系。这种不断进行的历史积累过程就是社会经济制度的自然历史进程。因此,现实的经济人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必将随着各个文明的历史积累过程不同而形成各自特色,并且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而不是由不变的“人类本性”所形成的某种终极状态。

因此,以脱离人们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历史进程的新古典经济学,只能解释这次金融风暴的表层现象,而不能揭示其深层本质。揭示其深层本质的理论,必然是在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历史进程中剖析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这正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二、货币力量之根与社会劳动

市场经济体系是由货币推动的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成为推动人们经济活动的市场动力,货币流通体系乃是推动市场经济机器运行的动力体系。这次金融风暴以破坏性的方式展示了“货币”这一人类伟大发明物对社会的无孔不入的巨大力量。那么,货币所拥有的这种强大动力究竟从何而来?货币的最根本的功能是作为市场交易的普遍的价值尺度,因此,货币力量必然来自商品价值。那么商品价值的力量从何而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它归根到底来源于社会劳动。

一切劳动首先是“自然过程”,即自然物的变换过程——将天然物质改造为符合人类需要的物质财富。在此过程中,人与其他自然物(劳动资料和自然条件)一样都参加了物质财富的创造,因此,“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这就是“全要素财富说”,它“主要是揭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劳动又可以分为自我服务的劳动与为他人服务的社会劳动。社会分工专业化之后,使得为他人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劳动——社会劳动成为人们最主要的劳动。与自我服务的劳动不同,这种为他人服务的社会劳动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生产着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被他人所享有,从而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姻亲血缘等自然关系)负载于其生产的使用价值中。因此,社会劳动不仅是自然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劳动生产出不同形态的社会关系。在姻亲与血缘等自然关系基础上(如古代氏族内部和现代家庭内部)进行的社会劳动生产出建立在自然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伦理关系”;在统治阶级权力体系强制下进行的社会劳动,不断再生产出等级制社会关系;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劳动则生产出行政化的生产关系。而在通过市场交换劳动产品的经济结构中,社会劳动成为全社会进行交换的抽象劳动,生产出最基本的市场社会关系——“价值关系”。劳动者在劳动中所消耗的生命凝结在其各自生产的商品中,形成了“价值实体”。各种商品的“价值实体”之间在市场中形成“价值关系”:“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这是掩藏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它不断获得各种表现形式:在商品中表现为“交换能力”或“交换权力”,在货币中表现为作为购买力的“市场权力”,而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后,它则发展为“资本权力”——支配生产要素和劳动过程进而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力;在土地所有制下它表现为分割剩余价值所形成的地租,如此等等,最后,它转化并生成上层建筑中的权力。

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反复论述“商品的权力”、“货币的权力”和“资本的权力”,它们乃是“价值实体”在社会关系上的展现。仅在《资本论》第1-3卷中就至少有19处之多。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也反复论述这一思想。他指出:“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这种权力表现为货币的权力:“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而货币投入生产过程则形成了“资本的权力”:“资本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这些论断体现了深刻的唯物史观:社会劳动是一切社会权力的基础,而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劳动凝结的“价值实体”则是市场经济权力产生的根源。由此转化而来的资本权力的内在矛盾生成了资本逻辑,在今天则表现为金融风暴与经济危机。

三、当代实体经济:深层结构与资本逻辑

通过上述分析,任何没有价值偏见的人们都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唯有能够直接或间接进入市场交换的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一切自然资源与生产资料不可能生产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而不可能创造出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这是最明白无误的真理。然而这一本来无可置疑的真理却一直遭遇反对,不能不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怪现象。其最重要的反对理由是:劳动价值论既然主张商品价格是其价值的表现,那么尽管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会上下波动,商品价格的平均值应等于其价值。但是商品价格通常并不如此,例如自然资源的平均价格显然远远超出其中凝结的劳动价值。这类“平均价格不符合价值”的现象,被一些人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证伪”。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已经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特别详细论述了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其“价值”的偏离。然而这却被某些人误解为:劳动价值论即使正确,也无必要:先用劳动时间定义商品的价值,然后再通过“转形”等复杂过程形成“生产价格”,经过如此迂回的“弯路”之后,原来的“价值”量“自行消失”了,最后剩下的只是价格;由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自行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利润。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据此认为:马克思的“所谓价值向价格的‘转化’可以逻辑地描述为下述程序:(1)写下价值关系;(2)用橡皮把它们擦去;(3)最后,写下价格关系——这就完成了所谓的转化过程。”因此这是完全多余的“不必要的弯路”,一个“虚构的故事”。与萨缪尔森长期论战的罗宾逊夫人也持其观点。

其实,这些见解的根本缺陷在于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旨。劳动价值论主张社会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来源与本质,因而不断积累的社会商品社会总价值必然表现为不断增加的社会商品总价格,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一商品的平均价格都等于它的价值。只有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劳动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平等关系,价格对价值偏离由单纯的供求关系所致,这是可以通过平均价格消除的对价值的偏离。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这种价格现象。然而随着资本进入市场,产生了由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货币乃至现代的证券化资产等等形成的日益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在这样的社会关系结构中,从本质层次的价值经过层层叠叠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最终走向现象层次的流通领域而演变为价格,乃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在这种复杂的市场结构中,商品与要素的供求关系只是表层现象,其扎根于深层的所有制结构:正是由于各种私有资本为追求自身增值而分割剩余价值,导致供求关系的失衡与波动,造成价格对价值的偏离。这是由社会的所有权结构中各种社会力量分割剩余价值而造成的非均衡性偏离,它将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烙印在价格体系中,因而不能通过市场调节而消除,即不能通过价格的平均值而消除。分析这种扎根于社会关系深层结构中的非均衡偏离正是《资本论》的主旨,其第3卷对此进行了集中的剖析。正如程恩富先生所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的多种产权状态与生产成果的多种分配状态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多产权分配说”。它为我们今天分析实体经济价格现象与金融产品价格体系的本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工具。

从“内在的商品价值的创造”到“外在的商品价格的生成”是发生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极其复杂的过程。它绝不仅仅是流通领域或分配领域中的事件,而是进入市场的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产权)通过极其复杂的社会过程(包括投资、生产、分配、交换,以及资金流转、自然力的利用等等)来分割和支配劳动价值,生成的商品价格体系,造成了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不等于其内部凝结的价值。资本等社会关系力量对剩余价值的分割与流动的层次越多,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过程越复杂,偏离程度也就越大,就越不可能被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价格围绕价值”的平均化过程来消除。这个过程不是萨缪尔森所说的简单的“用橡皮擦去”的纸面作业,而是扎根于以产权结构为基础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的活生生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由这个过程所造成的价格对价值的偏离,不仅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的“证伪”,而且正是这一理论的伟大魅力所在:正是对这些价值偏离的发生机制的层层分析,使我们能够发现掩藏在它们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及其生成机制,从而使它成为马克思揭示市场经济复杂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这正是《资本论》的主旨所在。正像物理学家用光线穿越原子所产生的光谱来发现原子内在结构一样,马克思主义通过价格对价值的非均衡偏离来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生产关系结构,由此发现其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资本逻辑,从而本质地把握现代经济运行趋势。这是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最生动而辉煌的体现。

那么,这种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对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分割的宏大历史过程,在实体领域是怎样生成现代市场经济结构及其运行规律——资本的逻辑呢?这要由全部《资本论》及其当代发展来解答。此处只能描述其大致轮廓。

其一,私有产业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分割过程及其资本逻辑。生产要素的价值等于凝结于其内部的抽象劳动量。“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产业资本不等于生产要素,它表现为“资本的权力”:对生产要素的支配权与控制权,最后展示为对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权。资本所有者由此分割到超过资本初始价值的价值——这就是活劳动所创造的新增的剩余价值,它成为产业资本的初始利润,还要被全社会其他力量继续分割。

产业资本的内在增值能力,市场的外部竞争压力,以及由追求规模效应而造成的融资压力,诱导和迫使产业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同时最大化地将新增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被集中起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投入到物质生产系统中进行扩大再生产以追求更多的价值,会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的社会生产关系力量。正如《宣言》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在私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产业资本如此扩张必将产生其对立面。资本扩张导致产品越积越多,因而需要同样增长的社会购买力。然而它对价值的分割导致剩余价值与其创造者相分离,使劳动者无权支配与享受剩余价值,必然造成总量性产品过剩。另一方面,私有资本的无序竞争导致产业结构失调,产生供求关系失衡,从而造成局部的结构性产品过剩。局部的结构性过剩又通过产业链、消费链扩张开来,乘数式地加剧总量性过剩。产品过剩导致资本过剩——生产能力过剩与投资萎缩。由此进而导致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又导致更多的产品过剩,如此构成恶性循环圈,导致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退出生产领域而形成“过剩性赘瘤”,导致经济危机。因此资本扩张产生了阻碍它进一步扩张的力量——此即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它是资本逻辑的主线。

其二,社会资本结构与社会总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割过程及其产生的资本逻辑。由于不同企业的有机构成不同,产业资本所分割的初始利润中,“等量资本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或者说,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根据这一点,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而各个资本都有力图通过资本在各产业间的流动来平等分割剩余价值,“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由此产生了利润率平均化规律,导致商品的“生产价格”偏离其内部的劳动价值,这是社会总资本共同分割全社会的“总体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产生的偏离。其积极作用是促使各企业提高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力水平。然而其结果是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资本扩张动力降低,这是资本扩张悖论在全社会资本结构上的表现。各个企业竞相提高有机构成而导致的剩余价值分配非均衡趋势,和利润平均化导致的价值分配均衡趋势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资本逻辑在产业结构上的表现形式。

其三,自然资源所有权下剩余价值的创造与分割及其资本逻辑。价值是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未加工的自然资源不可能生产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当然不能创造价值。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却将人与人的关系施加于自然资源之上,创制了自然资源所有权。一旦资源所有权进入市场,本来不具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便能分割其他商品的价值而产生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实质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价格”),此即“地租”,它从其他商品的劳动价值中分割和转移而来(例如从购房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价值分割和转移而来),由此产生了全社会商品价格体系对其价值体系的偏离。而“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获得者的参与所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社会劳动的发展产生了产业链、消费链、资金链等等由资本逻辑所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自然资源所有权在该结构中的地位决定地租的量。

自然资源所有权分割剩余价值而生成价格,产生了资本逻辑在资源环境上的表现形式:自然资源的价格促进人们开发资源而开拓资本扩张空间,然而由此也产生了对资本扩张的阻力:其分割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其价格便越是上涨,致使投资减少乃至经济停滞。同时,资源价格上涨又会引起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开发,一旦开发速度超过再生速度,便会导致生态危机,资本更将因为缺乏资源与生态环境而不断失去扩张空间,导致“生态危机”。

其四,私有制商业资本与货币信贷资本的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及其引起的矛盾。处于流通过程中的资本——商业资本与货币信贷资本,在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仅支配其内部的

为顾客提供服务而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从产业资本的初始利润中分割出部分剩余价值,这就是其商业利润和利息,导致商品价格体系对其价值体系的偏离。由此产生的资本逻辑则是:商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开拓了市场空间,信贷资本开拓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使企业能够超越自身资本积累的限制迅速地进行资本扩张。然而资本扩张悖论同样表现在它们身上。随着资本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各个资本竞相进行规模扩张,商业流通成本不断上涨,信贷资本的利率也将不断上升,“信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这就导致产业资本的投资成本不断提高,净利润不断减少,从而降低资本扩张能力。这是资本扩张悖论在流通领域的表现。

其五,跨国资本对价值的分割及其资本逻辑。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通过大规模企业并购而迅速垄断市场。如希法亭所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列宁进一步指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而成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将其生产经营过程分解为由各个环节组成的全球产业链,总体掌控全球产业链的剩余价值的分割,由此生成产业链各个环节上的生产要素价格,这些价格必然偏离其相应的劳动价值。“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6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处于产业链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绝大部分被其他环节所分割。而这些环节设置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形成对全球各国利益的分割格局,形成的远远偏离劳动价值体系的国际价格体系。

这种偏离价值的价格体系必然使资本扩张悖论在国际空间中表现出来。它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空心化”,将加工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依靠知识产权、金融机构、全球营销网络获取全球剩余价值,用透支型的消费增长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全球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用劳动力与资源环境的廉价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而这种经济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就发达国家来说,低端就业空间缩小而导致工人失业,而且透支型消费增长也会面临极限;而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长期维持资源环境与劳动力的廉价状态,其价格随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与经济的发展将不断提高。于是南北矛盾日积月累,国际贸易摩擦越演越烈,迟早将酿成经济危机乃至政治危机。诱导这次金融风暴的次贷危机,实质上正是这种国际资本秩序下资本逻辑的表现之一:因为美国必须靠透支型消费增长来实现经济增长。

各种产权经过如此复杂的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过程,使实体经济中商品与生产要素的价格一层又一层地不断偏离价值,导致其作为最终来源的劳动价值被层层掩盖而脱离人们的视线。然而,只要我们立足于唯物史观,透视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全社会价格体系的生成过程,就不会被纷纭复杂的实体经济现象所蒙蔽,并且进而揭开金融风暴等危机的深层根源。

四、虚拟经济的社会关系结构与金融风暴

上述实体经济的资本逻辑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人类社会对它不断应对,产生了现代经济的历史运动,生成资本主义的各种历史形态。经过早期自由竞争阶段以后,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进入了垄断阶段,其内在矛盾最终导致1929-1933年的“大萧条”,这是经济危机的“本相形式”。为了克服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西方各国采纳凯恩斯主义:在不改变私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扩大财政开支,生产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开拓了资本扩张空间,使社会经济发展到新的水平。然而这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制度设计,只具有短期成效,不能解决由深层的生产关系结构所产生的资本扩张悖论。“预算赤字减少投资的趋势称为挤出效应”,即财政开支的增加将导致民间投资减少,二者相抵使财政政策失效。这实质上正是资本扩张悖论通过“财政机器”表现的结果:增加的财政支出来源于税收,而税收来源于各种产权分割的剩余价值;兴办公共工程必然增加生产资料与货币资本的需求,导致它们的产权要求分割的剩余价值增多,于是生产资料价格和货币资本的利率上涨。因此产业资本的投资必然减少。于是生产了资本逻辑在财政机器的作用下的形式——“挤出效应”,它导致经济危机的新形式——“滞胀”。如果说“萧条”是经济危机的“本相形态”,那么“滞胀”则是在财政机器作用下经济危机的“变相形态”。

于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这派经济学主张减少财政机器对市场的干预,在市场内部寻求调节资本运行的机制——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系统。金融系统是经营货币形态剩余价值的商业系统,其主要经济功能本应是为社会生产提供融资服务,然而驱动它运行的原动力却是分割生产系统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其分割剩余价值的途径有两种:其一,对实体经济投资以分割未来的新增剩余价值,这是实体经济内部行为。其二,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出现,一种新的分割剩余价值的方式应运而生:这就是通过投机于虚拟经济系统中证券化资产的虚拟价值波动来分割业已创造的剩余价值。于是,实体经济所创造的价值通过资产证券化生成了虚拟经济体系,由此产生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当代社会经济结构。

1.虚拟经济结构:“资产证券化”与生产关系的延伸规模化生产力需要众多个别资本投资于共同经济活动,于是每个个别资本就要求取得投资证券来标记其对未来收益的分割权及其转让权,“资产证券化”由此应运而生,这是资本社会化的必然产物。实体经济的资产由此转换成股票、债券等证券形式,而金融衍生品则是对这些证券化资产的不断的“再证券化”。资产通过“证券化”,便扬弃了其原有价值形态,因而也就失去了对其投资成本的追溯权,转化为纯粹的对资本未来收益的分割权。用哲学话语来说,实体经济通过资产证券化而发生“自我异化”:产生了凌驾在它之上,支配其运行并分割其剩余价值的虚拟经济体系。实体经济的生产关系延伸为虚拟经济中“社会金融关系”,而具有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则将这个金融关系网络的触角深入于全社会各个角落,形成了无孔不入的控制力量。实体经济的资本逻辑也由此延伸到虚拟经济领域而不断积累,并且最终被倍数地放大而表现出来,最后爆发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以其罕见的哲学洞察力,发现他那时代刚诞生的证券化资本乃是资本新形态——“虚拟资本”,指出“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不再具有其原来的劳动价值。它们要分割的是预期的尚未生产出来的未来的虚拟价值,具有分割“虚拟价值”的权力的证券化资本便是“虚拟资本”。股票市值是最基本的“虚拟价值”,它是对未来价值增值预期的“货币幻象”,而不是实体经济的真金实银。譬如说,某只股票共1亿股,其中只要有一股以30元成交,其总市值就是30亿元;以40元一股成交,其总市值立即变为40亿元。这些市值已脱离该支股票现有实际资产价值,只是对其未来分割剩余价值的能力的预期。因此,“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前面说过,实体经济领域中社会深层结构产生了商品价格对价值的偏离。而虚拟价值则是由虚拟经济中的社会关系结构通过对未来剩余价值的预期,产生的更进一步的偏离,由此生成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体系——虚拟资本的虚拟价值体系。

而证券化资产的市场转让产生了对虚拟价值的波动差价的投机:将这种差价兑现为当下的真金实银——劳动者业已创造的剩余价值。于是证券化资产“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不经过实体经济生产过程的价值创造,只是在证券化资产流通系统内部进行所谓“以钱生钱的游戏”由此出现。成思危先生认为,“所谓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包括证券、期货、期权等)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严格地说,虚拟经济并不是“以钱生钱”,而是“以钱分钱”,对现有剩余价值的分割。

随着资产证券化,实体经济的生产关系结构便扬弃其原有的价值实体形态,延伸、转化和生成虚拟经济的社会关系结构——支配实体经济而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力结构。实体经济的资本扩张悖论所产生的投资收益与风险,便延伸和转化为虚拟经济中的收益与风险。虚拟经济的社会关系结构便成为围绕剩余价值分割和回避金融风险的博弈场。

在马克思时代,全部剩余价值几乎都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虚拟资本要求分割的已有剩余价值缺乏充沛的社会来源。二战后实施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需要扩大民众消费以克服经济危机,同时由于高科技产业人力资本的出现和工人阶级的反抗等等,发达国家民众工资普遍提高,从而能够分配到部分剩余价值。而资本扩张的需要又把民众手中的剩余价值重新吸收到虚拟经济体中,成为“大众资本”。由此逐渐形成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的虚拟经济。美英等国家的股市市值甚至大于其实体经济的GDP,如果加上房地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虚拟资本市值,其总和将超过GDP。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中的社会关系:垄断资本支配大众资本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大众资本”并非意味着“人人都是老板”的“人民资本主义”。源源不断的大众资本所提供的剩余劳动价值,一旦融入垄断资本主导的虚拟经济体,其作为“资本”的权力就被垄断资本所吸收,因而不再具有“资本性”,成为被垄断资本支配、使用和分割的货币材料。这种经济关系正是当代资本主义实体经济的生产关系向虚拟经济的延伸与投射。

2.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虚拟经济中的表现

如上所述,实体经济通过资产证券化便发生了“自我异化”:产生了一个凌驾在它之上,支配它自身的运行并分割其剩余价值的虚拟经济体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当代经济的新特征,以资本扩张悖论为主线的资本逻辑由此获得更加复杂的表现形态,它通过创造流动性而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资本扩张空间,但同时也不断为经济危机的爆发积累能量与风险,从而使资本逻辑以更加惊心动魄的形式展示出来。

虚拟经济系统作为实体经济的资本“蓄水池”,具有吸纳过剩资本以调节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量的功能,不断开拓实体经济的资本扩张空间。当实体经济由于科技创新等等需要进行资本扩张时,便会吸收大众资本进行融资,开拓出新兴产业及其市场。而当实体经济投资受阻时,大量货币又通过资本市场而涌入虚拟经济。金融资产的虚拟价值增长所产生的财富幻象刺激消费,此称“财富效应”。消费增长引致投资增长,扩大实体经济的市场容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走出“滞胀”而实现较长期的繁荣。这就是说,金融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能够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引导资本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不断循环流动,自动进行流量调节,的确增强了实体经济的市场容量的伸缩弹性,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

金融衍生品杠杆式地放大了这一功能。这是在以市场实时价格成交的“金融现货”(外汇、存贷款、股票、债券等等)基础上衍生的金融交易,是对资产的进一步证券化。它用保证金作为违约处罚,订立这些金融现货的期货、期权等未来交易的合同,履约时用合同价格与到期市场价格的差额来进行结算。这就产生了金融杠杆作用:用少量的保证金订立巨额交易合同,从而数十倍地放大了它分割现有剩余价值的能力,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也在此流动过程中分割到大量剩余价值。其杠杆作用将全社会大众卷入其交易中。由于证券化资产失去了对其历史成本的追溯权,投资风险通过证券化而被分解和转移,由此导致资本失去风险制约而扩张。就这次金融风暴的直接诱因——次级购房贷款而论,这本来是风险很大的金融业务,因为一旦房价下跌便会导致贷款无法收回,这种贷款风险构成对资本扩张的强大约束,是实体经济“资本扩张悖论”的表现。然而金融衍生品将这个风险掩盖起来了:这些次级贷款经过投资银行包装成向全社会发行的债券,评级公司为了获得高额酬劳而给这些债券评定高信用等级,基金为了获得巨大利益冒险购买这些垃圾债券,并且将债券再抵押给低利率的商业银行,通过杠杆率而得到更多的现金来扩大购买量;同时也给这些债券购买保险以回避风险,而保险公司又将这些保单证券化而向社会发行,如此等等。于是,金融机构由此制造了控制全社会命运的金融网络体系,巨大的投资风险被转嫁到全社会,大众资本成为投资风险的吸纳器,人民群众成为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资本扩张悖论引致的金融风险被掩盖,住房投资与消费不断增长,房价节节升高,如此不断循环,资本扩张空间被推向最大化,社会经济维持繁荣。

但是,无论金融机器创造出怎样的虚拟价值来扩充市场的资本容量以推延危机的发生,资本扩张悖论并没有因此消除,而是被不断积累,最终必然表现为更加剧烈的形式。实体经济扩张一旦达到一定水平而难以继续扩张之时,就会反过来被虚拟经济所不断弱化:此时证券化资本的虚拟价值不断膨胀所产生的货币幻象,不再只是扩张消费,而是吸引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资本流向虚拟经济。

由此产生的更大的虚拟价值幻象,又作为公司财务报表上的业绩而促使股票价格上涨,由此诱导更多的大众将自己辛勤积累的剩余价值投入股市,导致金融资产虚拟价值进一步上涨,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链,导致“虚胀实衰”的病态经济结构。不仅资本如此,实体经济领域的人才也纷纷流向虚拟经济部门。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终将导致实体经济的不断萎缩,而实体经济的萎缩又将资本力量与人才不断“挤入”虚拟经济领域,由此产生的不断膨胀的泡沫实质上是实体经济领域中资本扩张悖论在虚拟经济领域的映现。实体经济衰退和虚拟经济的金融风险在虚拟经济泡沫的掩盖下不断积累。这种“头重脚轻”的资本格局极其脆弱,因为在私有资本制度下,推动虚拟经济运行的原动力是对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而实体经济继续弱化使可供分割的剩余价值越少,无法满足飞速膨胀的虚拟资产的要求。此时,只要一定数量的金融资产要求将它们的虚拟价值兑现为真金实银——现实剩余价值,泡沫顷刻破灭。于是支撑虚拟经济增长的利润链顷刻瓦解,金融系统由于缺乏利益动力而失去流动性,沿着资金链而产生越来越多的金融黑洞,金融风暴由此爆发。

既然金融资产泡沫实质上是资本扩张悖论在虚拟经济领域的映现,所以泡沫的破灭必然使被它掩盖与延缓的危机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虚拟经济系统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全社会所有行业,它通过资金链、产业链、消费链、生态环境链乃至社会心理链捆绑了整个社会实体经济系统,因而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便使全社会实体经济迅速处于瘫痪状态。控制金融机器的垄断资本通过兑现其金融资产的虚拟价值而从大众资本中分割真金实银,于是人民大众辛苦积累的剩余价值顷刻之间被重新洗牌,由此造成民众的迅速贫困化,社会消费需求迅速减少,进而导致产品过剩;产品过剩又将导致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再导致劳动力过剩,由此进一步加剧产品过剩,形成导致萧条的循环怪圈。于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路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终于不是以凯恩斯主义下的“滞胀”的变相形式,而是以其“萧条”的“本相形态”再次降临人间。

这场危机在美国爆发,而且如此深刻地影响全球,是因为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建构的全球金融体系控制着全球经济。美元霸权使美国成为世界金融资本的中心,从而能够缺乏制约地通过货币发行来分割全球剩余价值以满足其垄断资本的扩张需要。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论。

五、应对战略:遵循科学发展观培育新经济结构

这场金融风暴有其表层原因与深层根源,因此对它的应对方略也应当分为两个层次:应急的治标之策和长期的治本之道。二者并非相互分离,而应当把治标之策纳入到治本之道。

这次金融风暴对中国影响的直接途径,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下降,甚至一些企业被卷入国际金融泡沫的破灭而遭受巨大损失。二是我国自身的虚拟经济过度吸收和分割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造成“虚胀实衰”的病态经济结构。所以我们的对策是“引虚强实”,用巨额财政支出和结构性减税来扩大需求,强化实体经济,抵消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的伤害,确保经济继续增长。

然而,仅仅如此将仍是治标而不治本,而且治标的效果也会受到限制。这是因为虚拟经济体系的出现,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它直接导致货币政策失灵而面临两难困境:如果只是简单地放松银根,则对资金具有强大吮吸能力的虚拟经济体将会不断吸入相当大比例的被释放的货币,造成投机性资产价格迅速上升,经济泡沫不断生成。巨额的投机收益使实体经济对货币的吸收能力弱化,于是实体面临滞胀的风险,有可能进入更深程度的衰退。然而如果简单地收紧银根,则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双双急转直下,经济迅速衰退。货币政策由此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之中。因此,在虚拟经济体作用强大的今天,我们必须针对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根源,研究和实施长期性的应对战略,并且以此来调整与引导短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如本文分析,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当代国际实体经济中的私有垄断资本支配与分割剩余价值而形成以资本扩张悖论为主线的资本逻辑,它通过资产证券化而延伸和转化到虚拟经济领域,垄断资本在虚拟经济中分割剩余价值的同时将风险转移到社会大众,形成控制全社会的金融关系网络,驱使资本失去风险控制而盲目扩张,最后爆发为金融危机。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与防范金融风暴,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充分利用挽救危机的巨额资金,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建设既富有活力、又能防范危机的新型社会关系与新型经济结构。哈佛大学教授钱纳里(H.Chenery)等人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后指出:“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进程理解为经济结构全面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恰如其分。”只有结构性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当前实施的应急之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纳入结构性发展的轨道,作为结构性发展的手段,才能成为有效的政策。

而结构性发展则根源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如果说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之本,经济关系则是经济结构的生成之源。建立防范经济危机的新型经济关系,并非回到每个商品价格等于价值、劳动者直接占有其个人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形态。这不但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也只是适合落后生产力的落后的小商品生产关系,无法容纳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当代社会必须采取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集中配置社会总剩余价值以促进扩大再生产,然而同时必须对私有资本力量进行深度制约与干预,以防范其破坏性扩张。如果说,这场危机将迫使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吸收社会主义因素,加强国家对市场的深度干预并实现部分国有化,同时迫使国际社会启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那么它对中国来说,则是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它警示中国在利用资本扩张动力发展经济之时,决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而应当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为了解决这次金融危机而释放的巨额资金,作为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手段,使我国经济通过结构性发展而步入新的台阶。

所有制关系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必须充分利用这次巨额财政支出的机会,加强公有资本在全社会资本结构中的地位,使之成为引领与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的强大力量。对于其他所有制形态,要建立新型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创造各种途径,将各种力量分割的剩余价值重新通过社会生产与生活系统重新投入劳动者身上,使劳动价值论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由此来消除国民收入结构的两极分化,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强化对劳动者的能力的建设,建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结构,等等。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剩余价值的科学配置,才能用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驾驭与导控其他资本力量,将其生产经营过程纳入社会主义运行轨道,使被各种产权分割的剩余价值以“三个有利于”形式复归于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身上,实现“以人为本”。由此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在此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上,我们才有条件实现以下各种社会关系的变革与经济结构的升级。

首先,利用巨额财政进行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例如,建立新型生态型产业结构,通过建立合理的资源与环境的价格体系,将剩余价值投入资源与环境的再生产,由此使劳动价值论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既给资本扩张创造新的空间,又创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利用巨额外汇储备淘汰落后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既对缓解国际经济危机作出贡献,也是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机会。由此形成社会主义的强大的实体经济,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防止国际资本对我国企业的恶意并购。

其次,要培育我国社会主义虚拟经济的新型社会关系结构,建立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这就要求从所有制上增强人民大众在资本市场中的权力,实施对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大众监管,用科学发展观引导资本流向,使社会大众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增加投资性收益以扼制过度投机,防止垄断资本操纵股市而分割大众资本。同时,加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利,为建立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秩序作出贡献。

总之,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关系以生成新型经济结构,用社会主义驾驭与引导各种资本力量,在当代全球化经济环境下,对剩余价值进行全社会的统筹兼顾的重新配置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使中国经济沿着科学发展观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实现我国经济的结构性发展,乃是应对金融风暴与各种经济危机的根本方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由此成为《资本论》在当代的伟大续篇。
(来源:扑克投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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