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从“中苏交恶”事件看“中美贸易战”破局良方

作者：邓海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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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8年7月5日晚，外媒报道称美国贸易代表确认对华关税将于美东时间周五00:01开始实施。7月6日凌晨，彭博社报道称特朗普表示另外160亿将在未来两周内征收，最终征税规模可能达到5500亿美元。

我们在昨天发布了报告《如果特朗普万一认怂，局势会迎来什么大转换？》，“万一”终究没有发生。不过，特朗普没有对中国认怂，而是对欧洲认怂：美国提议暂停欧洲汽车进口关税。

美、欧和解，这也难怪夜盘美股、欧股联袂大涨。

再联想此前路透社报道，中国正向欧盟施压，要求双方在即将举行的中欧峰会上就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发表联合声明，而欧盟方面拒绝了这一提议。

将这些事情串联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特朗普最大的目标，还是针对中国。看起来是贸易战，实际上还是离不开政治。

中国一直希望通过多边主义反制美国，但从欧盟反应来看，到目前为止似乎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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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3月份的报告《第三次中美国运交锋：重温“毛泽东思想”，寻找“中美贸易战”破局良方》中提出，“特朗普在早有预谋的做一件事，这件事的核心就是——针对中国。放在‘中美国运交锋’的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此次‘中美贸易战’正式开打，只是美国全面针对中国的措施之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这是中美国运第三次交锋，此次贸易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一次“中美国运交锋”是毛泽东时代，核心是争取中国应有的国际政治地位，这一时期与美国激烈冲突，最终中国取得胜利。

第二次“中美国运交锋”是邓小平时代及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核心是韬光养晦，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时期中国与美国产业链互补，并未触及美国核心利益，因此美国在这一时期并未对中国造成实质性阻碍。

第三次“中美国运交锋”是“新时代”，中国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必须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全球产业链中将处于顶端位置，这必然与美国特朗普的“重振制造业”产生激烈冲突。

中国当前与美国的冲突，与上世纪50年代的“中苏交恶”非常相似。当时中国是社会主义阵容的第二大国，与第一大国苏联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导致中国与苏联关系急剧恶化。

当时中国在思想上、技术上、经济上均与苏联有密切的联系，“中苏交恶”对于当时中国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

思想上，当时中国与苏联均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当时借鉴苏联的党政经验不一而足；

技术上，当时中国很多技术依赖苏联，中国自身科技实力薄弱；

经济上，当年的苏联在中国眼中是强大而富足的，苏联对于中国的援助在当时是不可忽视的。

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与当年的相似之处在于，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同样是老大和老二之间的冲突。

思想上，之前美国一直信奉“华盛顿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与美国“全球化”价值观相似，而现在美国突然反悔，特朗普“反全球化”，对于中国思想上的冲击是巨大的。

技术上，中国目前在技术确实依赖美国，经历中兴等事件之后，中国人已经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经济上，中国在经济上与美国有密切的联系，中美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超过50%，且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大量可以被其他国家替代，而中国进口美国商品则难以被其他国家替代。

在这种背景下，也可以理解为何美国有胆量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因为从美国人看来，中国对美国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当中国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迹象之时，“修昔底德陷阱”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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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苏交恶”的结果看，苏联当时对中国的遏制，最终来看是完全失败的。苏联最后以解体告终，中国却迎来了新的时代。

回顾当年中国如何成功应对苏联，对于如何破解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当时中国最核心的战略有两点：

第一，发展中国核心技术。当时全球技术的核心是军事技术，中国在“中苏交恶”之后，成功研制“两弹一星”，为提升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联合亚非拉国家。中国当时采用了很多在后人看来“不理性”的、包括援助在内的多种方式，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广泛邦交。

最终，中国成功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从军事实力、政治实力上都成为美、苏都不能忽视的新生力量。之后中国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左右逢源，并随着改革开放等伟大战略的实施，中国成为过去几十年中发展最快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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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当前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借鉴“中苏交恶”时期中国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美问题不是外交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特朗普作为精明的商人，认为已经抓住了中国的“七寸”，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已经不具备与美国平等对话的基础，通过谈判、让步、妥协等方式让美国重新接受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二，中国对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不应是争取美国人的理解，更不应是争取美国人的同情，而是要赢得美国人的尊重。中国只能逼迫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位，而不是求美国人给中国应有的地位。

第三，发展中国核心技术，包括芯片、大飞机发动机等等，不再受制于人。中国过去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商业模式、是服务，而不是核心技术，在天下太平的时候中国企业确实最赚钱，但是一旦硬碰硬，中国能用来赚钱的东西都是软的。在赚钱之外，还是有一些中国企业非常注重研发投入、技术投入，比如华为的芯片、格力的家电。

在BAT中，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了最爱投资芯片公司的企业，除了中天微之外，阿里还投资了寒武纪、Barefoot Networks、深鉴、耐能（Kneron）以及翱捷科技（ASR）等5家芯片公司。企业积极投身中国战略，应当被鼓励和支持。

第四，加快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的联合亚非拉国家，而且这与当年的援助不同，“一带一路”是共赢的战略，对于中国无论是经济、外交上都有重大意义。

第五，持续扩大中国内需。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大的时候，稳定经济只能靠内需，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监管政策适当微调，房地产泡沫应当加大抑制力度，这些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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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类资产配置，我们维持6月报告《央行降准是个好药方！预测十年国债下至3%，人民币汇率贬至7，去杠杆将从“剧痛”转入“无痛”》中的观点不变，预测“十年国债下至3%”、“人民币汇率贬至7”。

对于中国股票市场，我们在2016年初提出“中国股市长期健康牛”，之后是长达两年的牛市。

我们在2017年底彻底转向，提出“2018年股市应如履薄冰”，主要逻辑是内外部均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内部负债驱动繁荣终结，紧信用成为必然；外部市场低估“中美国运交锋元年”，特朗普的行为被市场严重误判。

经历2018年的股市大调整，“谁在裸泳”已经表现的很充分，优秀公司水落石出，谁在圈钱、炒作一目了然。站在当前时点上，评论指数已经没有意义，发掘个股的价值投资时代已经到来！

对于证券市场的监管者而言，应当抓住机会改变中国股市“圈钱”的种种怪况，加大对于侵害中小股东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快完善退市制度，让中国股市成为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利器，这才是中国股市长期健康发展的根本。否则，股市重新上涨，又重新变成大股东圈钱的工具、内幕交易的赌场，这种股市对于中国而言，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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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债券市场，海清FICC频道在2016年底提出“债市黑暗时代”，坚定看空中国债市。

2017年底以来，海清FICC频道作为“中国债市第一多头”，我们先后提出了“2018年最好、最确定的机会是利率债”、“十年国债3.8%闭着眼睛买”、“两阶段行情，第一阶段4%至3.7%，第二阶段3.7%至3.4%”，“十年国债下至3%”，随着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房地产政策的巨变，2018年实现前述全部目标的确定性越来越大。

中美贸易战确认开打，对债市而言最大的风险点已经消失，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加大，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调不会变，“紧信用+紧财政”政策的调整不会改变利率债牛市，中国从来没有“宽信用+宽财政+紧货币”稳增长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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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民币汇率，海清FICC频道最早提出“人民币汇率贬至7”。7月3日之前，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至6.7，央行开始密集喊话，人民币开始阶段性升值。

为何央行官员在人民币汇率贬值至6.7左右开始喊话？我们的猜测是，人民币汇率6.7对应着，人民币对2月以来的美元升值的补跌结束。2月以来，美元升值7%，6月15日之前人民币贬值约2%，补跌到6.7后贬值幅度也接近7%，恰好与美元升值幅度相当。

站在当前时点上，我们仍然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至7是可能的。主要原因在于，从人民币汇率指数来看，2017年6月以来人民币汇率指数持续升值，即使经历近期的人民币贬值之后，人民币汇率指数依然存在较大回落空间。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国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都与美国相反，人民币汇率对美元贬值是合理且应当的。

最后需要强调，汇率只是一种正常的金融资产而已，是否看多人民币不代表是否爱国，更不应当作为政治是否正确的标准。我们一再强调，2014-2016年的欧洲、日本的汇率大幅贬值，有助于欧洲、日本经济的回升；中国2016年底人民币贬值到6.96，中国经济、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同样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相反，2014年-2015年“8.11”之前，人民币该贬值不贬值，甚至在2015年4-7月一度盯住美元没有波动，最终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堰塞湖”，人民币汇率的突然大幅贬值反而导致了市场的恐慌。“8.11”之后，依然试图干预汇率贬值，通过提高离岸利率等手段，暴打所谓“做空中国势力”，“人无贬基”成为官方舆论常态，但最终结果来看，除了浪费1万亿外汇储备之外，该贬值还是贬值，没有任何意义。希望这一次，相同的悲剧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