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市或不救：25年A股不变的话题

文 / 潘凌飞

1990年10月，深圳市委、市做出决定，处级以上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

鉴于上述种种措施，持续上涨半年的深圳股市从12月8日开始掉头向下，自此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下跌，其间，深市总市值蒸发近八个亿，市场一片恐慌。

在这样的下跌中，1991年4月22日，刚刚拿到人总行同意成立批文的深交所出现了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零成交记录。

深圳市面对连续9个月市场持续下跌的严峻局势，不得不在1991年8月19日召开有企业家参加的“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市，加强市场的支撑力。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所有到会的企业家们，没有一个出面应声。此后直到1991年9月2日，深圳市连续召开五次“救市”会议，但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9月2日晚，深交所向市委书记李灏要求依靠财力救市。李灏问：“需要多少钱? ”深交所负责人说：“我们不要多，你给2个亿，把股票价格托起来，把股民的信心恢复起来! ”“我同意! ”李灏回答很干脆。市长郑良玉要求一定要绝对保密，遵循证券市场规则，巧妙自然地将股价托起来，唤起广大股民的信心，变熊市为牛市。

9月7日，正是龙头股跌得最惨的一天。深发展当天的开市价仅为每股13.70元，最低时跌到了13.40元。深圳救市基金以每天5000手(一手=10股)频率吃进，稳住龙头股，保持在每股13.7元。到9月29日，深发展股价已经恢复到每股14.95元。

10月3日，深发展一开市，就挂出了14.95元/股的价格。许多先前对证券市场丧失信心的股民们，又一次杀回了证券市场。 9月29日至10月3日，短短的几天，深圳证券市场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10月3日当天，深发展股价曾经冲到16.10元/股。随后，10月4日深发展的开市价曾达到15.85元/股。

10月上旬，深圳证券市场冲出谷底，股价上升幅度：深发展为50.68%，万科为74.47%，金田在此荣登榜首，创下了101.55%的最高记录。安达与宝安也都分别达到了67.09%和63.38%。

到11月14日，深证指数创下收报136.9点的当年最高记录，日成交金额也于11月13日达到1.1亿元的新记录。

在去英国访问前，他还给证监会和上交所的领导打电话，要他们一定稳住股市，不能再跌了。证监会和上交所有关同志很快布置救市，提出让二纺机等所有上市公司拿出募得资金的10%，买回自己的股票，回购托市。此外，他们还组织本地和外地券商入市，让杨怀定等股市名人带头买股票，又鼓励深圳股民在上海买股票，并放慢新股上市速度。多管齐下，让1992年的股市下跌势头得到遏制。

当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了轰动全国的“十六条”，整治金融乱象。同时，中央任命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此外，他还采取铁腕手段，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在如此严厉的措施下，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一片混乱的股市回归平稳。然而，第二年7月，上证指数又出现了暴跌。朱镕基接到了上海市委、市的报告后，立即布置救市，采取了“半年之内不发新股，对信用良好的机构给以银行融资，组织养老基金入市”三大措施。同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继成立。这些银行由投资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对于股市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这一轮股市波动就此止住。

1999年4月，朱镕基在美国纽约访问期间，特地参观了纳斯达克证交所，并为当天的股市开盘。回国后，朱镕基就股市的发展提出了8点意见，其中包括要求基金入市，降低印花税，允许商业银行为证券融资等。此外，他还指示尽快制订和颁布上市公司管理条例。5月18日，证监会向八大证券公司传达了朱镕基的8点意见，研究了落实政策。第二天，中国股市立即上涨。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标题为 《坚定信心，规范发展》，指出“调整两年之久的中国股市开始出现了较大的上升行情……近期股市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文章还强调，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此文发表后，股市再次出现大涨，从6月15日的1387点激活，6月30日最高达到1756点。（华尔街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