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背后的冷思考，我国的救命药为什么如此贵？

7月5日，A股市场依然熊势汹汹，截止收盘，A股三大指数再度跌出与上日几乎同样的幅度，其中上证综指的成交仅为1300亿左右，交易量连日有所萎缩。

不过，得益于一部由宁浩、徐峥共同监制的《我不是药神》受到市场热捧，影视传媒板块今日表现反而非常抢眼。

其中作为《我不是药神》出品方和发行方之一的北京文化（000802）今日股价继续逆市大涨，截止收盘，该股仍然大涨9.1%，成交逾10亿元，换手率高达18.24%。从6月22日至今，该股10个交易日涨幅近60%，市值涨了约40亿，此外，唐德影视（300426）亦收涨4.06%。

同时，传媒炒作风亦催到了港股市场，在今天港股开盘，阿里影业（01060.HK)一度强势上涨近12%。

公开数据显示，《我不是药神》从今天0时正式上映，至今仅10个小时就收获了超1860万实时票房。加上此前的点映票房，累计票房已超2亿，排名第一，超过同期上映的《动物世界》、《侏罗纪世界2》等。

《我不是药神》评分全线亦直破9分，业内人士称为“十年唯一”。淘票票评分高达9.5，连豆瓣评分都达到9。什么概念？连5月份上映的漫威粉必看《复仇者联盟3》在豆瓣的评分也才8.2。

公开信息显示，电影《我不是药神》由宁浩背后的坏猴子影业、徐峥的真乐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欢喜传媒以及北京文化、唐德影视、阿里影业等共同制作出品，由上海淘票票影视和北京文化联合发行。

《我不是药神》几乎是与去年《战狼2》同样的时段、同样的阵容配置，毫无疑问，这将又一次成为这些影视公司和投资人的资本盛宴。

不过，从另一方面，正如这么电影主题所讲述的救命药是否是假药引发的故事背景，我们更应该冷静下来思考电影背后所揭露出目前我国面临着的社会现实。

中国的救命药为何如此贵？

“陆勇事件”中的格列卫是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胃肠间质瘤的抗癌药，效果非常好，目前已经替代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成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首选治疗方案。

然而格列卫这款药，在世界各国的售价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在中国内地是23000元到25800元一盒，在香港是17000元到19000元，而在美国合人民币13600元一盒，在日本是16000一盒，在韩国只到9700元一盒。特别是印度仿制生产的这种药，药效几乎和正品药一样，价格却低到200元就可以买到。

中国慢粒白血病患者近1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约为1.3万人，胃肠间质瘤患者缺乏数据统计，但年发病率约为1/10万-2/10万人，高于前者。这些昔日被判为绝症的病人，因为瑞士诺华研制成功的药物-格列卫，从而看到了生命得以延续的希望。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在中国这种药物一个月的服用费用是23500元，尽管诺华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但是一年7.2万的费用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但是将格列卫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的省份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患者享受不到任何帮助，导致很多跨国公司生产的这种专利药来到中国往往就成了全球最贵的药。最终导致这种关键救命药成为了绝大多数患者眼中可望不可即的甚至成为家破人亡催命药。

专利药之所以这么贵最大的原因是制药企业的高成本投入需要对新药制定超高价格来覆盖成本，对于药企来说，每开发一种新药，成本是巨大的，这其中不仅涉及到可能高达十几亿美金的甚至投入无回报的试错式投资，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而仿制药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余年时间，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企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企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因此专利药卖很贵有其内在苦衷。

印度政府对这些专利药采用的是强制许可法案。由于医药行业的特殊性，在一般的国家，一些紧急救命的新药可以获得专利侵权豁免，通常用于传染性疾病暴发如艾滋病、埃博拉等。但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还存有较大争议。而印度政府的“强制许可”却包含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格列卫”、“易瑞沙”、“ 多吉美”等。

但在我国因为专利保护等因素，没有启动过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因此需要恪守对专利权的严格保护，不允许国内药厂生产仿制药。另外，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进口药需要经过临床监测，还要拿药品进口注册证号才是真药。虽然在印度属于合法生产、销售的正规药品，却未经我国药品监管部门批准销售，因此也可以被视为“假药”。所以中国的药店里见不到印度仿制药。

这样就导致了一方面买卖印度仿制药在我国属于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患者想要用药就必须用正规渠道的高价专利药的结局。

同时，有信息显示，在新药价格这个利益传导的链条上到处都是吸血鬼。比如在流通环节上，据报道，国外药物到达中国医院这前至少要经过三层经销商的“盘剥”，每经过一层都会大幅加价，而医院还要加价10%-15%，从药物出厂定价，走到医院药房，中间的环节渠道存在太多的灰色空间，这从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新药的最终价格。

部分救命药频遭“降价死”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还存在另一种较为严峻的问题：一些临床使用效果好、价格低的药品正在轮番消息。

前不久就有多家媒体曝出，被称为乳腺癌“救命药”的赫赛汀自去年纳入医保之后，在全国多地出现缺货状态。

过去几年，“药荒”也轮番上演：2011年，心脏手术用药“鱼精蛋白”出现全国性紧缺；2012年，治疗心脏衰竭的抢救用药“西地兰注射液”短缺；2013年，治疗甲亢的“他巴唑”断货；2015年，心外科用药“地高辛片”、“放线菌素D”全国断供……

这些首选救命药多是已纳入医保的低价药，此类药品的短缺，使患者们不得不选择昂贵的替代药品。严重的供不应求，还滋生了短缺药品的“黑市”。

例如在医药市场上多次断供的“放线菌素D”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肿瘤化疗药物，治疗儿童的肾母细胞瘤、妇科的滋养细胞肿瘤等疗效确切。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部分实体肿瘤诊疗指南中，“放线菌素D”被列入首选化疗方案。该药的价格在化疗药物中算是便宜的，属医保报销药品，0.2mg/支的“放线菌素D”，价格为10多元，一个疗程仅需10余支。可以说，该药是名副其实的廉价“救命药”。但在药品断供的情况下，国外替代药一支近6000元。

此前有媒体报道，一盒治疗罕见的婴儿痉挛症的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正常零售价只要7.8元，但在很多家医院却难觅踪影。而“黑市”上的售价竟超过了4000元。上文中提到的心脏手术用药“鱼精蛋白”，正常价格10元一支，在一药难求的情况下，已经被黄牛贩子炒到了上万元一支。

廉价药逐渐消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利润空间，很多药店都拒卖药效更好的廉价药，这些药品在采购过程中，常被厂家告知原料缺乏、厂家暂时不生产等，进而向购买者推荐利润更丰厚的替代药。

一边是天价专利药少人消费得起，一边是低价有效的救命药频频遭“降价”死，其中一定是出现了问题，对此，制药厂，经销商，医院及医务人员乃至政府监督都有一定的责任。

降低救命药最终价格仍任重道远

事实上，我国在推动患者有药可医的行动一直在继续。尤其在政策上，近年来一直不断出台各种推动政策。

2017年11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通过，从2017年12月1日，我国26种进口药品关税已经统一下调至2%，随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关于2018年关税调整方案的通知》中，部分医药原料已经实施了零关税税率。

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指出，加快临床急需药品上市审评速度、提高仿制药质量等措施，同时，仿制药的发展和更多的创新药、罕见病药物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将让患者的购药成本大幅降低。

2017年7月，人社部通知规定将36种谈判药品纳入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这也是药品准入首次“国家谈判”的成果。

不过，另一方面，对于创新药，中国也不能一直总是依赖国际药企，让老百姓的健康甚至性命的希望寄托在国外药企上。中国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医药研发队伍。

因此，在做好专利药的引进和降费、仿制药的推行之外，同时也应该做好对药品流通的有效监管，以及要有更大力度的医药企业新药研发的扶持机制，从更远的时间考虑，还应该从教育层面就要开始做医药类人才的教育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