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特别区”就要来了？

尽管目前仍未有任何官方新闻，但北京市政府和行政办公中心区迁入通州潞城镇的消息，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的传闻更接近真实。不过，它绝不是北京的行政办公中心区搬个家那么简单。

攸克君分析，隐藏在北京行政中心区搬迁通州背后的，很可能是“首都特别区”的宏大思路。这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建制”相似。华盛顿的全称叫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也是Washington,D.C这个十分特别的英文地名的由来。

允许攸克君啰嗦一下大洋彼岸的情况——如果按照地理区划划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属于马里兰州和佛吉尼亚州。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定都在此，并以华盛顿命名之后，华盛顿虽然是一座城市，却没有自己所谓“地方一级政府”，而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直接管辖，从而形成了“特殊管辖区”的独特格局。

我们看北京，北京既是北京市，又是首都。在承担伟大祖国首都职能的同时，也有自己一级的地方政府，和河北省、广东省、山东省一样，不仅要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还要发展经济、修建基础设施、收税。

借鉴国外经验，隐藏在北京行政区东迁背后的更大思路，很可能是将北京和首都的功能分离开来，划定“首都特别区”，就像华盛顿特区由美国联邦政府直接管辖一样，以适当、可行的方式，由中央对“首都特别区”进行管辖。

不过，从实际情况出发，攸克君不认为在短期内，中国会以行政建制调整的方式，单独在北京划定“首都特别区”，而是会通过对规划、投资等一系列事关城市发展战略重要权力及其架构的重新归集，形成事实上的“首都特别区”。

这件事可能会如何操作，综合目前掌握的情况，攸克君有如下几方面的个人分析：

第一，形成“首都特别区”，不是要“迁都”，而是在北京现有地理和行政区划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整合，从而腾出事实意义上“首都特别区”的物理空间。

通州那么大，为何搬迁到已经达到东六环沿线的潞城镇，而不是找一个通州距离市中心相对更近的地方，哪怕是通州的中心也好？如果你熟悉中国政府官僚体系的决策偏好，腾挪空间的意味已经十分明显了——既然搬，就搬远，这样就能腾出足够的空间。

第二，划定一个相对明确的边界，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投资、规划等城市建设、发展重要权力的重新归集，实现事实意义上的“首都特别区”。

这种思路很可能以四环或者五环为界，重新界定城市建设、规划、发展的关键权力。例如，北京四环以内的城市建设、投资、大项目摆放等，中央政府将有更大的直接决策的权力，而北京市政府对于上述领域的决策权，主要在四环或者五环以外行使，从而逐步形成承担经济发展职能的北京在四环或五环外，承担首都政治职能的“特别区”在五环内的局面。

第三，税收、财政、公共服务等职能，不会按照物理边界划分，即中央政府不谋求在“首都特别区”内的财税权力等。这也是短期不从行政建制上设立“首都特别区”的考虑所驱动的。

直观一点说，就是事实意义上的“首都特别区”以内的税收收入、财政收入，中央政府不介入，仍按照原有的中央地方分税制运行。“首都特别区”以内的公共服务管理，社会事业运行等，也仍由北京市政府负责，从而避免出现一系列复杂的行政和社会分工问题。

第四，不排除在现有行政权力框架基础上，通过权力范围的加减，使某些现有部门成为直接负担“首都特别区”权力承接平台的可能性；甚至不排除，新设机构承继“首都特别区”关键管理权力的可能性。

由于首都的特殊性，在北京市目前的权力框架中，为类似的安排提供了腾挪空间。例如，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一般由北京市市委书记兼任主任，成员单位包括军队、中央单位等部门。而作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办事机构的，是“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与北京市规划委是合署办公。将这个机构独立出来，就可以做很多事。

第五，首都特别区的思路，本身是手段，目的是通过它，避免地理、行政区划上的北京，过多因淤积城市功能带来的大城市病问题。

这一思路一旦成行，事实意义上的“首都特别区”内由于投资、规划等决策权更多由中央直接负担，其经济发展有关的项目，将被极大削弱，从中央的角度出发，将会突出与政治首都匹配的公共服务、环境、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职能，在经济发展职能被剥离后，公共配套和服务水平都将获得提升的空间。

而在“首都特别区”域外，经济发展的职能也可以少去很多如今因政治、社会功能而存在的掣肘，从而实现北京城市功能的合理调整，并顺带推动京津冀一体化。

以上一切，攸克君一家之言之分析，不是爆料。不过，郭德纲师傅说过一句真理，通州永远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来源：攸克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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