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降息降准已成为这波杠杆牛市的核心逻辑与支撑点。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走向、空间与节奏，市场有太多非专业的，似是而非的解读，最有代表性的比如说相对于欧美很多零准备金率的国家，中国原本20%的准备金率有非常大的下调空间。

格隆汇藏龙卧虎，今日特请到长期工作于人民银行（其中三年工作于货币政策司）的货币政策专家崔永（目前为嘉锐投资执行董事）博士解读存款准备金政策。崔永博士既是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实践家，也是少数能在一年内在中国最权威研究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2篇以上文章的理论家。

自2011年12月以来，中国央行开始采取措施将处于全球罕见高位的存款准备金率缓慢降低。不过，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5月的半年时间里连续三次普降存款准备金率之后，直到近三年之后的2015年2月才再次普降存款准备金率，尽管此前的2014年央行曾经连续三次定向降准，但吸收存款余额占比近80%的全国性大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降低。目前，国内大型金融机构执行的准备金率为19.5%，中小型金融机构执行的准备金率为16.0%，而那些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所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甚至在10%以下。央行所执行的差别准备金率政策使得不同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准备金率最大差距达到10个百分点以上。而且最近这次普降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再次有针对性地定向降准，从而使得这种存款准备金率的执行差距进一步扩大。

但是通过央行数据匡算的结果显示：2011年以来整体的准备金存款占一般性存款的比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

毫无疑问，下一阶段，随着国际收支形势的逆转、资本输出战略的不断推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央行必定会继续普降存款准备金率。

问题是，央行会将存款准备金降低到什么位置呢?

首先，尽管当前许多国家实行零准备金制度或者执行很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准备金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就很低，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还会有很大普降空间。

我们知道，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墨西哥等许多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采用这种零准备金制度。实际上，作为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央行也执行非常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较低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占全部一般性存款的比率就很低。

以美联储为例，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银行存放在美联储的存款准备金缩水至仅400亿美元，占银行负债规模的比率甚至低于0.5%，远低于1980年《货币控制法》规定的上限，该法案规定美联储可以对交易账户和定期存款账户分别制定最高18%和9%的准备金率。而到了2012年，美国银行业存放在美联储的超额存款准备金规模在1.6万亿美元左右，而2012年年底美国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为10.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的实际存款准备金率一度高达15%。实际上，当前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央行所执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比较高甚至比中国央行还高，比如：约旦、塔吉克斯坦、克罗地亚、巴西、印度等，历史上，巴西等国央行甚至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50%以上。

因此，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央行似乎也没有必要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到很低的水平。

其次，不同国家法定准备金率要求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各自的经济运行情况、金融管理体制和货币政策框架。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体，保持适度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既是货币政策总量调控的需要，同时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央行显然也不会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到很低的水平。

在那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金融企业治理结构相对完善、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较高，往往实行零准备金制度或者即便有极低的准备金率要求，而那些存在极低准备金要求国家的央行往往也几乎不会使用准备金率工具。

在那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市场化程度相对不高，金融管制现象较为普遍，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相对不完善，风险管理能力也相对较弱，往往会要求相对较高的准备金率。尽管现代准备金制度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演化为总量调控的重要工具，但准备金要求作为原始意义上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功能依旧存在。而且，对于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要求金融机构保持相当规模的准备金，从而转化为央行所持有的国债，也是满足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这也就是经济学理论里常说的“准备金税”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更加广泛意义上的“铸币税”。

很显然，无论是在过去的自由银行体制之下，还是目前的中央银行体制之下，准备金制度的建立和存续本质上还是起到防范流动性风险的作用。只是在中央银行体制之下，准备金率水平的调整逐步演化为央行控制货币信贷，进而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当然，央行为了征收更多的“准备金税”或者对冲尽可能多的流动性，从而抑制经济过热，往往可以将准备金率提高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考虑到随着准备金率的提高，准备金税的税基也会逐步流失，所以准备金计提总量与准备金率之间遵循“拉弗曲线”的关系，必定存在一个最优的准备金率水平，这一最优水平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

理论证明和实践结果表明，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这一最优水平为23%左右。但如果经济不断下行，货币信贷持续萎缩，央行就需要不断降低准备金率水平，但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和征收“准备金税”，央行显然也不会或者不愿意将准备金率降到很低水平。所以，央行只要将准备金率降到适度水平从而能够保证货币信贷增长满足经济发展的正常需要就可以了。

最后，综合国内外经济形势，2015年存款准备金率最多有2个百分点的普降空间，而未来五年预计也只有不到5个百分点的普降空间。

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历史来看：即便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央行仅在2008年四季度三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将准备金率由17.5%下调到15.5%的水平，下调了2个百分点。两年之后的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由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直到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针对资金的大规模流出，央行才连续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直到2015年2月针对外汇资金的再次大规模涌出，央行才再次普降存款准备金率。尽管商业银行通过创新各种不需要缴纳或者少缴纳的金融衍生产品规避准备金缴纳，但是准备金存款余额近期始终维持在20万亿元以上，截至2014年12月依然有总量高达22.6万亿的准备金存款被冻结在央行账户上。

一般来讲，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会考虑三大因素：

一是外汇占款变动情况；

二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变动情况；

三是货币市场利率变动情况。

从中长期来看，央行主要会根据外汇占款的变动情况来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历史经验也表明，准备金款款规模与外汇占款规模或者说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动趋势大体上是一致的。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正式退出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不断增强，美元开始步入上升通道，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增速依然处于换挡期，短期之内似乎也很难进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而持续近10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不断升值已基本到位，这导致外汇资金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外流。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四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912亿美元，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时2008年四季度的468亿美元逆差，创出1998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2014年年12月，金融机构口径外汇占款环比减少1184亿元人民币，为去年8月以来再度出现负增长，并创下2007年12月以来最大跌幅。

毫无疑问，随着走出去战略、一路一带战略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不断推进，资本在未来一段时期会逐步输出，为了配合这种资本输出，央行需要把存款准备金率逐步降低，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的幅度和频率将与资本输出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或者说与外汇占款抑或外汇储备缩减的幅度和频率保持一致。

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8万亿美元，折合23.5万亿人民币，几乎占到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60%。我们知道，在当前全球6.3万亿美元已确认持有量的外汇储备结构中，美元占比为60.7%，欧元占比为24.2%，英镑占比为3.9%，人民币占比只有3%。据此简单匡算，人民币如果想要取代欧元在国际货币储备中的地位，成为国际三大储备货币之一，中国至少还要输出7.8万亿人民币。考虑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经常项目有望保持基本均衡状态，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必然要通过资本项目的逆差来实现。因此，自2008年末以来，中国央行已与包括欧央行、英格兰银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巴西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韩国银行等在内的25个国家及地区的央行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累计有效总规模为2.73万亿元人民币。

随之2015年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的逐步实现，资本输出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预计会显著加快，但即便2015年每个季度经常项目保持基本平衡状态，而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都保持2014年四季度的历史罕见水平， 2015年全年外汇储备也最多下降3650亿美元，折合外汇占款下降2.2万亿人民币，对应的存款准备金率最多下调2个百分点。

从更长时间来看，即便在五年之内，人民币能够取代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输出7.8万亿元人民币，对应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空间也应该不会超过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当前的整体准备金存款占一般性存款的比率未来一段时期最多降到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