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利率和QE政策已过有效期 继续实施恐弊大于利

路透伦敦6月10日 - 一些有影响力的银行家、监管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零利率政策已经超出了它的有效期。这些人士忧心该政策所催生的资产泡沫和财富不均等问题。  随着金融市场准备迎接美英两国近10年来的首次升息,市场上的普遍感觉是,央行[微博]实施的近零借款利率、印钞和购债等非常规政策现在产生的弊端大于益处。  超宽松信贷和量化宽松(QE)政

路透伦敦6月10日 - 一些有影响力的银行家、监管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零利率政策已经超出了它的有效期。这些人士忧心该政策所催生的资产泡沫和财富不均等问题。  

随着金融市场准备迎接美英两国近10年来的首次升息,市场上的普遍感觉是,央行[微博]实施的近零借款利率、印钞和购债等非常规政策现在产生的弊端大于益处。  

超宽松信贷和量化宽松(QE)政策尽管存在溢出影响和扭曲作用,但仍然是帮助经济摆脱系统性银行业冲击、信贷危机和通缩恐慌的对症良方,现在很少有人质疑这一点。  

但即便称赞这类政策的人士也感觉到,这些祛病良方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现在只是在另外制造麻烦。  

保持低利率这么长时间是个错误,因为这滋生得意自满情绪,而且导致社会不平等,”英国一银行高管对路透表示。

“采取QE是合理的做法,但零水准利率让我不舒服。”  

这种看法得到许多央行和监管圈内的人士认同,他们担忧以通胀率作为政策指标的央行行事过于机械,因为油价暴跌导致去年底的通缩恐慌,故而让利率过长时间停留在极低水准。  

他们担心,缺少一个货币缓冲来应对新出现的经济或金融市场冲击,而且有鉴于超宽松信贷政策已经将债券和股票价格推至历史高位,而全球经济却未见到相对应的成长,金融市场似乎已变得岌岌可危。  

面对QE支撑的较高金融价格,市场也是坐立不安。许多人担心,“安全的”AAA级债市和股指近期大幅震荡,提醒人们注意近几个月债券和股票之间令人不安的正相关,通常情况下它们应该是此消彼长才对。  

价格高昂的资产缺少一个避风港,是宽松货币的另一大难题,亦支持叫停QE。

“传统的避险操作可能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安全,”贝莱德首席策略师Russ Koesterich称。  

如果资产价格与实体经济表现脱钩,尽早提醒他们可能更好。  

“如果试图稳定市场,并且担心出现极端的宏观风险,那么QE政策会有很好的效果,”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Andrew Balls称。但是,“假如是要微调经济成长和通胀结果,QE恐怕会是一个非常蹩脚的工具。”  

即便是在今年才迟迟全面启动QE政策的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上周也承认,过去一直处于近零水平的10年期德债收益率近期震荡飙升,正是投资者需要去习惯的--表明即便欧洲央行持续QE对此也是无能无力。  

**贫富差距扩大**  

但各界对零利率及量化宽松加剧贫富差距感到不安,使得大众对这项议题讨论得最凶,而政府当局则饱受需加以扭转的压力。  

许多人担忧宽松货币刚开始虽藉由稳定及提振就业来帮助劳工,但这却持续大举拉抬(多为有钱人所把持的)股票、债券及房地产价格,进而使得早已悬殊的贫富差距更加扩大,尤其是在公共支出缩减之际。  

此外,近来致力于研究贫富不均的诺贝尔奖得主Joseph Stiglitz表示,社会菁英阶层通常会比中产阶级持有更多股票及房地产,而量化宽松则令菁英阶层的财富如虎添翼;中产阶段的积蓄多存放在与退休相关的固定收益及债券,这些资产的报酬及收益几乎被量化宽松所剥夺殆尽。  

举例来说,自2012年以来,股票的总回报增加50%,而债券则为持平。诸多对百万富翁所做调查(包括摩根士丹利今年所做调查)显示,这些人持有约半数至三分之二的股票、房地产或另类资产,而持有现金及债券的比例则不到三成。  

从另一方面来说,费城联储研究人员强调,货币政策在财富重分配方面有很多影响是互相抵消的。  

譬如,这些研究人员观察被量化宽松拉高的通胀,如何可能透过损及债券实质回报,而打击较为年长、较为富裕的美国民众;但却令年轻、负债的中产阶级受惠。另一方面,最为贫困的家庭通常最依赖现金及随时间出现的通货膨胀税。  

金融资产的情况看起来较为严重。它显示出人口金字塔顶最富有的1%,如何藉由资本投资与企业股份,挣得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二--大部分来自受低利率拉抬的股票与财产。这些富人掌握了全美国三分之一的财富。  

至于人口金字塔底部的80%,薪资占到他们收入比重的逾四分之三。  

不过费城联储经济学家Makoto Nakajima并未随意给出结论,他引述研究显示,利率上升也可能提振顶尖10%人口的投资收益,同时导致经济放缓、损及就业与薪资增长,因而令不平等的情况加剧。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上周为自己当年推出QE进行辩解,坚持认为那些称QE令不平等情况加剧的理由并不明确,问题的症结在于外界对央行高层的期望过高。  “

如果财政决策者能为促进经济复苏与创造就业承担更多责任,那么货币政策就可以不用那么积极,”伯南克写道。(路透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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