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根本问题穿透中国经济迷雾

五个根本问题穿透中国经济迷雾 
作者:李从国


要看透纷繁复杂变化无常的中国经济,必须要有一双能穿透迷雾的眼睛。


  我们天天在谈改革、论发展,天天这样观点那样观点,这种思想那种思想,这种说法那种说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扯来扯去,扯不出个所以然来。


  问题出在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只停留在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只看得见表面看不清实质。


  只有看清了根本问题,才能对现实经济生活中铺天盖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作出基本的判断:哪些是在往前走,哪些是在犹豫;哪些是既得利益在作怪,哪些是不得已而为;哪些事能顺利畅快,哪些事只能力不从心;哪些是在改革,哪些是在倒退;哪些事该推波助澜,哪些事该退避三舍。


  作为经济改革发展“新常态”的总方针,是针对吃老本争利益的末路经济走投无路而提出来的,其核心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一个不具备健康可持续两个基本条件的经济体,死亡灭亡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从全局的、整体的、宏观的根本和层面上看,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必须解开中国经济的五大死结。


  这些死结不解开,生产力无论从制度层面讲还是技术层面讲都难以得到有效的解放,人的活力就激发不出来,经济生活只能在传统的吃老本争利益的低级层次兜圈子,直到崩盘、窒息。


  五大死结如下: 


一、重不堪负的巨大的财政负担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切肤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官最多,中国的官权力最大,中国的官惹不起。从数量分析角度看,中国官民比,即吃财政饭准财政饭的人与其他人群的数量比例,全世界最高,高得惊人。


  以1999年统计的官民比为例:中国是1:30人(有人称为1:26,整个7000万左右人),印尼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比例最高的们列第一中国的官民比,是第二名印度的3倍。


  过大的官民比必然导致行政成本的巨大,大得国民经济难以承受。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曾在人大会上的建议中列出多组相关统计数字: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约28倍。


  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


  叶青说,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


  以下是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国(2000年)25.7%


  要使约7000万人(相当于两个半澳大利亚国家人口)吃财政饭准财政饭的人口先有饭吃,其中的一部分还要吃得好,还有一小部分人不仅要吃好喝好想吃啥吃啥还要拿得多拿得好,就成了政府考虑决定一切经济政府最初的出发点。


  这样的出发点一开始就紧紧地掐住了国民经济科学布局的喉咙,为此出发点所付出的努力几乎把所有的政府都折腾得筋疲力尽。
  对绝大部分地方官员来讲,最无奈的、最烦恼的,就是如何保证基本的财政收入,一开始就非常过分的财政收入。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经济的扭曲不能全怪官员无知无能,而是官员没有选择然而必须要努力达到的可以拖死人的畸形财政。


二、权力对市场的摆布堵塞了经济创造的源头活水


  权力本身是对自由的否定,进而是对创造的否定,对市场的排斥。问题在于由于历史发展水平层次的限制,我国仍旧处于权力社会的落后发展阶段。只要权力不被关入制度的笼子,市场注定是不能完整发育起来的。这既是逻辑,亦是历史,更是现实。


  经济的本质是资源优化配置,经济的意义在于创造,而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创造,都离不开在规则之下的市场自由竞争。


  因此在权力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本质上讲是没有源头活水的,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吃老本、争利益的落后发展阶段。这一点从根本上掐住了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三、权力通吃必然加剧两极分化


  中国最富裕的,不是商人,而是权贵。这方面是不会有统计数据的,但只要脑袋正常不进水,谁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光从被抓出来的贪官们的依法数字,百万级的算是小苍蝇,是小儿科,千万级的才算是像样的贪污,上亿级的连小科级干部都可以实现,而百亿级千亿级的也并不鲜见。


  更让人不愿意联想的是,被抓出来的贪官到底只是事实上的贪官的多少分之一。


  这不需要去深究,“你懂的”。只要权力没有有效的约束,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只要权力不爱约束,权力的贪婪就不会有满足,肥肉上添膘鸡脚上剐油就是必然的,两极分化更是必然的。而两极分化,是制造社会动荡的祸患,也是国民经济畸形的表现。


四、精神食粮天生枯竭抑制了精神经济的成长


  人类幸福是由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偶合而成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流入,配以宏量资源环境人心的消耗,中国人前几十年所生成(不是创造)的物质财富,可以说是过去一切时代的总和。但精神财富近代以来一直在萎缩。


  之于精神、文化、思想而言,权力社会一贯是任性的,只听想听的,不仅不听不想听的,而且不准说不想听的。


  基于此,建立在独立思考百花齐放基础上的精神食粮生产,一直处于撂荒之中。而且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型,人心基本上都被物欲占领了,精神家园几近崩溃。


  今天,电影市场被刚劲威猛的欧美大片、温柔多情的韩剧统治了,动漫片被日本垄断了,国内的影视产品99%以上是遥控一点着就换频道。中国几乎不生产精神食粮了。


  如果要用一个景象来描述中国精神食粮生产状况的话,完全可以这样来比喻:如果把精神食粮生产比着美术绘画的话,那么只准用墨笔划,只准在宣纸上画,而且除墨汁之外不准添加任何颜色。


  此外的油画、乃至各家各派、水彩画、版画等规定之外的东西,统统严禁。这样一来,百花齐放的美术囚死在只“只能水墨,不准其它,毋须多言,不能争论”的筐筐里了,就从根本上窒息了。


  渠道垄断了,思想禁锢了,不准说话了,哪来的精神食粮生产,哪来的精神经济繁荣。


  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排斥、扼制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精神经济的发展,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表现出什么样的畸形、荒芜和扭曲,是人们实在不愿去想象的。


五、政府事实上充当绝对大老板,全面扼杀了经济的活力


  做生意的人深知,生产销售每一件商品,自己只能获得整个利益链条上的不到1成的利润,大量的利润一定是要让给其他参与者的。否则生意就做不下去,必定是死路一条。


  假如一个生产商对应着1万个零售商,生产商生产100万个商品,如果一个商品有10元利润的话,生产商每件产品只赚1元,可获得100万。而且1万个零售商,每件商品赚9元,销售100件产品可获得利润900元。


  总利润(100万乘10元等于)1000万中,生产商只拿1/10,9/10是要拿给与其合作的1万个零售商的。总体上统计,生产商的利润也比每个零售商多得多得多。


  但具体到每件产品,生产商拿的却只是利润的1/10。这样一来,生产商靠薄利多销赚钱,商家靠经营多家产品赚钱。这样生产才能做得下去。



  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对中国经济而言,政府犹如独家生产厂家,企业犹如天文数字的零售商,在一个政府和无数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应该是企业得大头,政府得小头,这样的经济才进行得下去。

  但实际经济生活中,对每个企业而言,最大的老板不是董事长,而是政府。政府在微观上的每个点上都要吃大头,不出一分钱吃大头。众所周知,中国的税费是全世界最高的。


  就一个企业而言,所获得的毛利中约60%是要以各种税费加上不能明说的费用交出来的,自己得的是小头。


  整个社会经济的任何一个细胞,政府都拿大头。这种政府具有独立垄断裁量权的经济,政府想拿多少走就能拿多少走的经济,本质上已经完全失去了经济的内含,从根子上扼杀了企业的活力。


  更让人痛心的是在这“60%”当中,真正能用于政府收支的大约只有一半至2/3,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流入了个人的腰包里。


  最后的结果是贪官们富了,百姓穷了,政府则成为背黑锅的冤大头,代表社会正能量的精英们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这种逻辑不打破,经济怎能健康!


  现代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定律,叫做拉弗定律,或者叫拉弗曲线。说的是拉弗在餐厅吃饭时,突然发现了一条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定律,用餐巾纸画了下来,于是成名。


  内容是高税率不等于高税收,税收的最高点对应的不是税率最高点,而是一个恰当的税率。税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再提高会扼制市场活力,缩小税基,相反会减少税收,得不偿失。


  只可惜拉弗定律这东西在我们炎黄部落里,不灵。“只要办企业政府就是大老板”,已经成为固若金汤不能越雷池半步的铁律,不管这个“铁律”对整个经济体系,整个宏观经济起什么作用。


总结


  当然,死结不等于崩盘,亦不等于死亡。就像癌症不等于死亡一样。五大死结虽是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死敌,但对既得利益者而言,经营死结仍然是快乐的。犹如马瘦了可以放血吃肉熬骨汤,马死了可以卖马皮。



  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是完全的短期行为,好马病马都可以经营,可以获得。故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宏观经济是不折不扣的“带病经济”,而且还有些“病入膏肓”的意味。

  然而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上述五个死结不解开,中国经济无论从道理上讲还是从事实上讲,都永无出头之日。


  我们今天研究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有助于上述五个死结的解放,都没有研究的意义,更无争论的必要。


  今天的新一届政府,处在前几十年各种矛盾和问题集中爆发的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之多、困难之大、形势之严峻,可以说是改革开发以来最严重的。


  从三年来的执政方针和施政措施看,所付出的努力是非常巨大的,整个经济的元气得以恢复,呈现很多转阴还阳的好兆头。然而问题的积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解决起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之路,还将会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改革要突破。


  路漫漫而修远兮,仍需改革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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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从国,经济学博士,转自公众号:花博士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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