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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建光
来源：FY中文网
预期不稳的原因何在？
当下稳预期的重要意义被频频提及，决策层关于稳预期的表述也纷至沓来，如近日央行行长易纲表态“杠杆已经稳住，货币政策工具还有相当空间”，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提到“春天已经不远了”，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均是代表。但若要取得稳预期的成效，笔者认为，除了决策层的积极表态以外，还需要深入发现当前预期不稳的重要原因，对症下药，才能有的放矢，取得良好效果。
笔者将当前市场信心不稳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经济数据缺少信任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提到，今年宏观经济数据与预期出现了较大背离，大家关注的消费、利润等指标都出现了统计上的调整；法巴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提到，其在与投资者讲述宏观经济时，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究竟增长了多少，以及中国经济增速连续12个季度在6.7%-6.9%之间是真实可信的吗？而笔者也曾在FT专栏文章《国进民退还是数据造假:工业利润之争》中，对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存在偏离到底是因为统计谬误还是幸存者偏差进行过深入讨论。可见，当下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依靠数据进行决策的政府人士，对数据的质疑并不是孤例，而一旦统计数据缺少了信誉度，有效投资与决策便成为了空谈。
二是对政策方向感的模糊。例如，在民营企业的地位方面，近期有关民营企业生存问题引发广泛讨论，也凸显了民营企业对于前景的担忧，造成这种担忧的原因，与近两年来宏观政策对民营企业的负向影响有关，如环保政策、去杠杆政策、去产能政策、税收补缴政策等；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提到，当前中国经济动能不一定差，关键在于旧的激励机制被打破，新的激励机制客观上还没有形成，民企激励是什么尚不清楚，不敢做大做强。
在房地产政策方面，当前整体基调是抑制泡沫，但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棚改政策导致三四线城市房地产火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措施，但是由于居民资金总是有限的，且PSL量也不能无限扩大，因此未来可能也会是一个风险点；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打压房价、限制房地产融资，是有风险的。可见，有关房地产的政策方向，目前也是分歧较大。
此外，在基建方面，今年上半年，在去杠杆与财政强约束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投资受到限制，如今政策转向稳增长、补短板，不少前期暂停的项目又重新上马，加快审批，这对于地方政府预期以及绩效考核目标，也难免造成一定混乱。
三是对待政策效果存在质疑。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下，决策层推出了稳增长的措施，主要还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但就政策效果，目前各界并没有特别乐观的预期。在论坛上，陈道富提到宏观调控政策效率下降的事实，他认为当前货币政策相对比较宽松，但货币宽松并没有传导到M2，也没有传导到实体经济。另外，财政的拉动效果也在快速下降，即使基建投资，在财政收入比较好的情况下，拉动效应也不大。
四是对外部环境恶化没有充分预估和准备。论坛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国内对贸易战的认识准备严重不足，被动接招，是加剧市场恐慌的重要原因。陆挺提到在今年2月，美国真的开始对华制造贸易战冲突时，国内仍没有意识到风险，在去杠杆方面，节奏也没有适当慢下来，甚至有进一步收紧的趋势，导致二季度经济问题和矛盾更加突出；而据笔者观察，当前国内不少讨论并非是依靠完全信息、客观中立报道做出的判断，而这不仅会造成形势误判，也容易加剧恐慌。陈兴动提到，当前国内需要一次大规模的讨论，笔者深以为意。实际上，笔者今年与海外投资者接触，发现国内投资者相比于海外投资者更为悲观，便大致说明如此。
宏观政策如何破局？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若要稳定信心，稳定预期，不只是需要决策层的隔空喊话，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市场普遍担心与质疑的问题做出根本回应，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针对上述四大影响预期的原因，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是夯实数据基础，为决策提供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正如上文所提，造成当前预期混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数据的可信度正在下降。对于投资者与企业家而言，不确定性意味着投资决策的迟疑；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扭曲的数据可能会造成方向性的误判。因此，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对公众质疑比较多的领域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引导，加大数据透明度；对相互打架的数据进行深入剖析与释疑，是未来统计部门应该积极努力的方向。同时，鼓励民间研究与数据科技发挥作用，多维度、多视角的阐述中国经济图谱，为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现状提供依据。
二是加快供给侧改革，稳定政策预期。对于民营经济、房地产政策问题等诸多方面认识模糊，也是预期不稳的重要原因。论坛的普遍共识是，未来应该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各项重要决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针对民企担忧自身地位的问题，未来在落实去杠杆、去产能、环保加强与规范社保征收等政策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民营企业的合理诉求，加强政策的协调，并切切实实做好过渡性安排，防止“国进民退”成为民营企业家的痛点。
针对房地产政策，市场也有疑问，在经济下滑之下，房地产是否会面临政策反复，重新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进而加剧新一轮房价上涨？之所以有这样的预期，其实不足为奇，在过去几轮稳增长政策中，房地产都是重中之重。但在笔者看来，当前决策层已经深刻注意到中国高房价的各种风险，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没有改变的迹象，目的在于扭转政府为房地产背书的期待，因此，房住不炒的政策前景仍然是清晰的。
三是加大减税，以破局中国经济。根据笔者观察，当前货币政策确实存在着政策效应递减的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从资金需求端来说，当前诸多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利息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实体经济贷款需求疲软；另一方面，从资金供给端来说，银行以往更加青睐于将信贷资源配置在房地产与融资平台，而当前房地产项目信贷受限，基建投资虽然资金需求旺盛，但地方债务负担加重，且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当前银行风险偏好仍然较低。
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有限，财政政策是重点发力方向。而在具体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正如笔者在FT专栏文章《中国经济解困之道—减税优于基建》中提到的，虽然结束基建负增长的局面对于稳定投资有所帮助，但倘若再度掀起一轮基建潮，也并非良方，不仅可能进一步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让前期去杠杆以及加强财政约束的努力遭遇挫折，也可能会因为基建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越来越小，从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解困中国经济，加大基建不如切实减税，还富于民。
四是对贸易战升级做好政策储备。最近中美在南海的冲突加剧，美国副总统彭斯最新演讲直接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大加指责，并称中国干预美国国内政策和政治，中美博弈已超出贸易本身，甚至出现冷战担忧。对待贸易战，一方面要意识到，贸易战影响不容小视，一旦2000亿商品关税从10%升到25%，其对投资前景、企业家信心，产业链以及上下游行业的影响将十分深远。正如易纲行长近日提到的，对问题的深刻认知有助于我们做“最坏的准备”。
另一方面，对待贸易战也无需谈虎色变，可以充分讨论，广泛决策。正如论坛中大多数专家谈到的，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对于海外投资者仍然具有巨大的新引力，中国具备整体成本低廉、完整的产业链、以及巨大的消费潜力等比较优势仍然是抵抗贸易战的重要砝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加大进口、降低关税、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出改变，即是外部诉求，更是中国把握“二次入世”、把外部压力转发为发展动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