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依旧在—再读黄仁宇与《万历十五年》

题记：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的书页中——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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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叫黄仁宇的人诞辰100周年。

尽管《万历十五年》整整影响了几代学者且风靡整个东西方，但依然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黄仁宇。

如同那些历史上曾对中国问题与走向做出了惊人准确分析和预判的大家一样，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是长期被边缘化甚至是忽略的，从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出版至今，36年了，大陆没有为他举办过一个大型活动 。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杨小凯、以及建国初期最权威的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有惊人的相似。

在此之前，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写历史：他选中1587年，“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然后将大历史“切成薄片”，明代官吏丝袍上的绣金线，大理石桥及半月形大门，喇嘛寺上方盘旋的白鹤，庙里的钟声，司礼官低沉的唱名……他将一个年代的色声香味铺陈纸上，将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有序地联系起来，于风调雨顺的升平景象里，找寻日后天翻地覆的历史诱因。在《万历十五年》中，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名士李贽轮番登场，而所有人的努力均显得徒劳而悲壮——他们不能改变僵化低效的帝国体制，扭转大厦将倾的崩毁命运。

在黄仁宇看来，现代中国的痛苦起源于明代。

彼时的中国是一块“潜水艇三明治”，上面一块长面包，是大而无当的文官集团，下面一块长面包，是涣散无组织的千万农民，中间是3个道德原则，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落后的管理模式与官僚集团，使财政无法核实、军事积弱不振、法律丧失效用，只能依靠散漫的村庄、低效的文官、空洞的道德支撑一个臃肿帝国。

这一切导致了明军于1619年败给满洲铁骑，清军于1840—1842年败给英国枪炮，国军在抗战时期以一个中世纪国家的姿态，苦熬8年而“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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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更喜欢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多年前，在学校图书馆读到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很特别，讲述了一个国民党军官如何变成一个历史学家，夹叙夹议，将个人命运放在历史背景上，写得非常生动。

最近，我重读这本书，才发觉以前读得太粗糙，完全没有领会作者的用意。通常来说，自传总是记录一些令人骄傲的个人经历，可是打开《黄河青山》，你只看到一件接着一件的失败。

（青年时代的黄仁宇）

全书一开始，就是黄仁宇的恋爱失败：

"1945年末，我遇见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的新羊毛制服经过适当的熨烫后，勉强让我可以在上海的社交圈中走动。但除此以外，身为上尉的我，甚至负担不起一间套房。我的母亲、弟弟及妹妹仍然住在重庆的山间破屋中，甚至没有自来水可用，更不要说每一层都有浴室了。"

然后，他开始讲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的失败。1937年，他是南开大学电机系的二年级学生，听到日军入侵，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定投笔从戎。

"抗战爆发后不久，沿海各处相继失陷，我即立意去从军。"

30年代，大学生当兵是一件极其稀有的事情。这种爱国热情当然值得肯定，可是从历史角度来看，他放弃工程师生涯，选择加入军队，等于选择了失败的人生。而且，毫不意外地，他不选择加入GCD。

"1938年，我个人反对延安是因为他们教的是游击战，并不合我的胃口。我觉得如果要当职业军人，就应该领导军队进攻。我甚至想当拿破仑。躲在暗处放冷箭，然后快速逃走，听起来可不光彩，不是我要做的事。"

讽刺的是，加入国民党军以后，他也没有上战场，而是被送到成都中央军校，大部分时间都在练习踢正步，等到三年后出来，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他作为军官被派到云南前线，可是日军临时放弃进攻云南，导致他连续几个月驻守在大山里，无所事事。这时，他开始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我们还停留在明朝的条件。如果我需要一头驴来驮负重物，我必须派士兵到村落里去找村长，在枪支的威胁下，他可能听从我们的差遣。至于邮政，要送一封信到邻近的省份，必须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我必须慎选词汇，才能让村民听懂我说的话。"

"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蜷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

"我们的兵士每月薪饷十二元，身为上尉的我，月薪也不过四十元。可是，山头上的土匪开出每支枪七千元的条件，而且保障携枪逃亡者的安全。......有些连队晚上把步枪锁起来，军官睡觉时把手枪放在枕头下。"

战争的最后阶段，黄仁宇的部队开赴缅甸，终于与日军正面作战了。可是，他在书中一笔带过那些"光辉经历"，比如，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大腿，差点丧命，或者给全国第一大报《大公报》当战地记者，后来出了一本《缅北之战》。详细写的，却是下面这样的事情：

"一大块生铁从炮壳剥落，飞落到身旁不远处，我才知道自己逃过一劫。我本能想捡起来当纪念品，却发现铁片滚烫难耐，手掌几乎长水泡。"

"一天晚上，自部队后方传来'卡碰'声，前方部队于是向我们还击。一片混乱中，后方部队也朝我们射击，机关枪及迫击炮此起彼落。为了避免被击中，我们尽量压低身体，浸泡在湿寒冰冷中。"

日军投降后，内战开始，他始终不受重用，最后还被怀疑可能叛变。调查表明他是清白的，但是他最终还是被强制退役。

"我不知道台北当局如何处理我的退役。我请成都中央军校的同班同学汪奉曾上校回台北时，帮我查查我在国防部的档案。他说我的退役完全合乎规定，记录上还添了备注：'该军官应永远不再委任或聘用'。"

既然成了平民，大陆和台湾都回不了，黄仁宇只好来到美国，以34岁的"高龄"重新进入大学读本科。

"时年34岁还是大学生的我，除了学费偶尔可以延后缴纳外，得不到任何单位的帮助，长期的工读生涯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有一次，唐纳德·季林教授问我几个中国内战的问题，我那时在当电梯服务员。我对他说，我不介意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必须工作，他可能要上上下下电梯好几次。"

他有过各种各样的打工经历。

"我经历过各种工作形态：全职工作、兼职工作、一周上两天班、只在周末和学校放假日上班、完全停掉工作、重新申请等等，大部分是在餐饮业。"

"在餐厅当打杂小弟，必须穿上浆过的白制服，戴上顶端有个网子的白帽。店内有儿童时，收银员会按铃，我就冲上前去帮他们处理杯盘。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时，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儿子说：'把盘子留着，只要给那个中国人就行了。'小孩好像听不懂，她又说：'艾瑞克，我告诉你，只要给那个中国小弟就行了！'我当时已年近四十，待在学校的时间多过其他人。不过我也找不到抱怨的原因，谁叫我做的工作就是打杂'小弟'呢。"

博士毕业后，依靠老师余英时的帮忙，他才在纽约州一所师范类大学找到了一个教职。可是，一所美国地方大学，会有多少学生对中国古代史的课程感兴趣呢？

"只有6到10名学生选我的课，一半以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是不定期来上课，我根本无法准备教材，不知该针对谁的水准来上课。负责任的学生向我抱怨，宿舍太过吵闹喧嚣，再也无法念书（所以来上课）。懒惰的学生持续扰乱我上课，有一名学生已经缺席两星期，竟然在课堂上要我简述前两堂课的内容。如果不回答这种扰乱秩序的问题，只会弘扬我心胸偏狭的名声。"

"我已经养成习惯，只要学生连续缺席几次，我就设法联络他们。我的学生一开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丢掉任何一个。"

更糟糕的是，1979年，校方通知黄仁宇，他被解聘了。那时，他已经61岁了。

"当天晚上，妻子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当时他只有11岁，还在念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他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他的赛跑大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里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丹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解聘以后，找不到工作。

"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即使朋友们试着帮我忙，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

生活水准急剧下降。

"我被解聘后，就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会福利津贴，每个月500美元，我的妻子和儿子也可以各领450美元。此外，我每个月的教师年金300美元。这些钱让我们勉强维生，略微超过最低生活水平。我的版税收入可以用来缴税，有时还要动用我妻子的储蓄。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会一阵抽痛。我们可以设法偶尔附近玩玩，但如果要去一次纽约，家庭预算就必须重新大幅更动。我每次定大笔出版品或买几本书时，就必须考虑财源。"

直到《万历十五年》出版，在中国引起轰动，黄仁宇的经济状况才开始逐步改善。自传也就写到这个地方。

3

看了上面摘录，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黄仁宇只强调自己的人生失败，他想证明什么？

大多数自传都在自我美化，你何时见过，有人执意要把自己塑造为"失败者"（Loser），还写成500页的传记，一定要让后人记住这一点？

我联想到了《万历十五年》，里面一共写了六个人物----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他们也全部失败了。事实上，《万历十五年》的主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失败。

它的结尾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仔细阅读这段话，"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这就是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万历十五年》的主题是，中国的失败不可避免；那么《黄河青山》的意思是不是说，黄仁宇个人的失败不可避免？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我写回忆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说明我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

显然，黄仁宇在用自传，解释他的历史观。

"在美国读书和打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面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

这是黄仁宇在解释为什么他要写《万历十五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试，以达成一致的终点。"

那么，推广到黄仁宇自己身上，是不是他在暗示，自己的各种失败大于努力的总和，而这些失败必须被视为对历史的阶段性调试，最终将到达一个更深远的终点？

“我开始领悟，为何我必须在生命中见识如此多的奇人异事，面临如此多的暴力。我恰巧出生在中国政治的最低点，以及人心惶惶的最高点。”

“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美国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

黄仁宇是在说，他的个人失败，是20世纪中国遭受挫折的一种个体反映。

"以长期观点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

（黄仁宇与夫人格尔）

如果你看到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那么当你经历了种种失败，年老时回望自己人生，才能平静地接受命运，体会其中的必然，然后静静地等待隧道的尽头开始展现一丝曙光，证明那些企图逆转命运的举动，并非无谓和徒劳，一切自有内在的因果。

我想，这大概就是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以及《黄河青山》的目的吧？

世间已无商品房，有的只是一个所有参与者都认可的赌具。

4、尾声

黄仁宇先是废学从军，又弃武从文，历经波折，48岁才结婚生子。对他来说，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研究历史是为了解决心中的疑问：我所置身的这个中国，为什么100多年来如此动荡多难？

今天是黄仁宇诞辰100周年，国内基本看不到对这位深邃思想者的追忆，尽管他的非凡视野其实早早就帮我们厘清了历史的脉络与逻辑，本来完全无需我们匍匐摸索。

正如黄仁宇的那段话：如果你看到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那么当你经历了种种失败，年老时回望自己人生，才能平静地接受命运，体会其中的必然，然后静静地等待隧道的尽头开始展现一丝曙光，证明那些企图逆转命运的举动，并非无谓和徒劳！